在我住过的那个江南小城，有两栋用大型砌块盖成的四层楼房，人称“大块楼”。大型砌块就是用水泥加矿渣制作的混凝土砌块，Ａ２纸大小，灰色，看着像大块的臭豆腐乳。两栋楼都是那种方头方脑，像个巨型火柴盒子似的所谓包浩斯建筑。建筑学上认为，包浩斯建筑代表了平等均富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简洁纯朴的平民建筑风范。这当然是西方人的“认为”。在西方国家里，城市建筑风格五花八门，偶尔出现几栋包浩斯，有耳目一新之感。可是，当一座城市除了包浩斯，没别的式样的楼房时，你就会觉得那城市单调乏味，像座兵营。那个江南小城就是这样一座“兵营”。只不过，在成排成列的红砖包浩斯的包围中，突然出现两栋砌块不同、灰不溜秋的建筑，在视觉上就比较特殊。“文革”期间，你要是来到我们市，想找那两栋楼的话，无需出示区名楼号，只需随便找个路人，问“大块楼在哪儿”，十有八九能得到正确答案。
这两栋楼，坐北朝南，相距三十米，北面一栋编号为七号，南面一栋编号为八号。每栋楼有３２个单元，平均算下来，两栋搂共住了６４户人家。用平均一词，是因为有的单元住了两户，有的一户住了两个单元，例如大公司的经理和书记。他们都住在七号楼的东门洞，是隔着楼梯间的邻居。他们的楼下住着政治部主任，楼上是大公司机关党总支书记。总之，那栋楼住的都是大公司的首脑级人物，级别最低的也是处长。在南面八号楼住的，除了两个处长以外，其余都是机关的一般干部，像科长、科员、工程师等。这两栋楼的干部分布，依级别而论，除了北高南低以外，还有一个特点，东高西低，因为东面靠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交通方便，向北３００米可到大公司，往南３００米可到设计院；而西面靠着一个高土坡，阴暗潮湿。所以，像“大块楼”这类包浩斯建筑在那时的中国，并不能让人想起“平等均富”这四个字来。
我父亲是工程师，“文革”前每月拿一百多块钱的那种老工程师，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前面提到的“大公司”就是那个建筑公司的总部机关，有许多科室。该公司下设六个分公司，总共有七千职工，但像我父亲那样的工程师不超过２０。也许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缘故吧，我家住在八号楼的三层，而且是东门洞。我家楼下是个处长；处长的楼下是科长。一般认为，在一栋四层楼房里，三层不如二层，但比一层好。所以，那个时候，我父亲的福利待遇应该是在科长之上、处长之下的。当然，这都是“文革”前的事情了。
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１年，我在“大块楼”度过了六年的时光，从一个１０岁的孩子长成了一个１６岁的年轻人，不，一个老人。这里的“老”，是老气横秋的 “老”，老于世故的“老”，老奸巨滑的“老”，老而不死是为贼的“老”。是的，我从来就没有年轻过；我好像从一懂事就老了，就知道见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逢人开口笑，过后常提防。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来就没有体会过，我无法把那段日子和阳光联系到一起。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时光是灰色的，一如那些大型砌块。
说来奇怪，我对“大块楼”前尘往事的回忆总是从我家楼下的处长开始。“文革”期间，他是那两栋楼里第一个死掉的人，死于自杀。那应该还是在“评《海瑞罢官》”期间，“文革”还在山雨未来风满楼，他却未雨绸缪，先走了。他家两个儿子都是我的朋友，一个比我大一岁，叫为群；一个比我小一岁，叫为东；另外还有一个小几岁的女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一大清早，我们楼下忽然四处布满了背着卡宾枪的民兵。我从三层楼到二层楼的楼梯间的水泥格窗往外张望，心里非常紧张，以为是来抓我父亲的。我一直觉得父亲像个国民党特务：瘦削脸，戴眼镜，穿一身藏青色毛料中山装，脖子上围一条米色的围巾。那时我已经知道我们家的成份不好，是地主；父亲有托派和叛徒嫌疑。叛徒就是甫志高，这我很清楚。父亲那副长相和打扮就像甫志高。但是，托派是什么，我不知道。
民兵没有上到三层来。和我住同一层的朋友小忠子告诉我，是楼下为群家出事了。我们一起下的楼。到了二楼，有民兵站岗，不能近前。只好下到楼底，仰头朝上看。为群家门开着，一些人进进出出。为群妈是个小学校长，个子不高，皮肤很白，那天眼泡是肿的。为群兄弟俩都没露面。除此而外，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为群是我们那楼上几个孩子的头儿。平时到哪玩儿，玩什么，我们都听他的。他人长得白净，文雅，从不说脏话，也不和人打架。后来得了慢性肾炎，失了学，长期养病，就不和我们玩了。他住院期间自修了许多马列主义教程，水平很高，据说病房里的大人都辩不过他。“文革”后恢复高考，他缺课太多，没参加高考，在一个厂里当工人。
为群父亲死后，他家给调搬到七号楼西门洞二层一个单元里，房子少了一间。我家楼下就换了主人。户主仍然是个处长，保卫处的，来自淮北蚌埠。家有三个孩子，老大和我三哥同岁，６７届初中生；老二是个女儿，和我姐是初中同班；老三比我小几岁。我三哥６８年下放当知青的时候，他家老大光荣参军；我姐初中毕业不准升高中被迫下放，他家女儿到邻市一个劳改系统的汽车配件厂当了电工。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哪朝哪代都是这样。不过，还有一句，风水轮流转。张铁生交白卷那年，我姐从农村考进了师范学院；他家女儿却出了事：车间党总支书记以入党为诱饵占有了她，两人在一起乱搞的时候被人捉了奸。保卫处长受不了这奇耻大辱，跑到传说李太白酒后跳长江捞月的悬崖顶上，想跳下去，但又缺乏勇气，在那里枯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被人找回来。
那个年月，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为群父亲死了没多久，我们楼洞的底层又死了人，是个小孩，刚五六岁吧，死于事故。我们楼的南面在盖一个会堂，一个下水道的探井的盖打开后没盖上。那孩子倒拉着个木头做的玩具车，一下掉了进去。吃饭的时候，孩子没回家，大人四处找，发现那井边的玩具车，这才怀疑孩子掉到井里了。打捞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跑去看。我看见一个大人在井里面操作，黑乎乎的粪水在他雪白的肩头上涌动。
孩子妈嚎了好多天，也不流泪，只是不停地唱歌，唱“儿怎么这么狠心呐，也不等妈，丢下妈一个人走哇－－我的儿。”两栋楼的家庭妇女都聚集到她家陪着哭。我母亲是护士，只去探望了一下，没有陪着哭，更没有流泪。我感到很丢脸，心里很怪罪我母亲。那家的大儿子名叫玉顺，比我小一岁，常在一起玩。他还有个妹妹，叫玉兰。死的是小儿子。那时的女人，上班的不多，大多数是家庭妇女。下午放学的时候，常见她们在一起聊天，纺毛线，纳鞋底，有时也学习报纸。组织她们的，是一个小脚老太，住在七号楼底层最东面一家。
有一天，大概是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吧，小脚老太忽然叫我到她家去。一个穿白制服的警察坐在她家的饭桌旁，大盖帽放在饭桌上。他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训了我一会儿，就让我走了。我那时大概算是个坏孩子，经常被班主任在课堂上点名批评。有一次还被叫到讲台旁边站着，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数落我，骂我肥头大耳。可是，被警察找去训话，这还是第一次。我非常害怕，回家没敢说，心想这下闯了大祸。深夜，我被弄醒了，父母隔着蚊帐，板着脸，问我警察找我干什么。我说是为一首歌谣。 “什么歌谣？！”我毫不知羞耻地念道：“红头老将军，带领五万茅草兵，攻打八国阵，活捉崴崴兵”。父亲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了一个人名。又问都说给谁听过？我又说了个人名。父亲厉声道：“以后不要念了！”又转头对我母亲说：“这孩子，像个土匪！”两人就走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过这件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
小脚老太住的七号楼的三层上，有个小名老黑的大孩子，黑得像铁塔，膀大腰圆。他如果没死的话，应该是六八届初中生。我跟他有过交易：用二副可做弹弓的上好牛皮筋管换得了他的一把火药枪，是他自己做的。“文革”武斗兴起后，市场凋敝，煤炭供应紧张。我常带着那把火药枪，别在腰里，一个人夜里二点摸黑去煤店排队。其实那枪根本没有用－－枪栓没有弹簧，老黑答应了给，但又赖帐，一直没给。武斗那年酷暑，老黑拎了一桶水，爬梯子上房顶占地盘，浇凉，好让一家人晚上睡觉，下来时大意了，脚下一滑，从四层楼上倒栽葱摔了下来。我见到他时，四个大人用门板抬着，从我面前飞跑过去，老黑仰面躺在门板上，一条腿还在动，像蚂蚱一样。
武斗的时候，火葬场不开门，只好土葬。那天夜里，灯火通明，两栋楼还在家的男人（有些人家为躲武斗逃到外地去了）差不多都来为老黑做棺材。大家从会堂工地拖来圆木，嘿呦嘿呦地拉起大锯，将圆木锯成厚板，干得热火朝天。三百米远处的大公司机关楼正被Ｐ派占领着，高音喇叭里喊着口号。远方地平线上，时而传来机枪点射的咕咕声，时而有信号弹在夜空中划过。老黑的棺材做得非常厚实，要八个人抬。不知现在烂光了没有？那家人的孩子里就老黑一个男的，其他都是女的。
老黑死于大意，但也和他膀大腰圆有关。质量大，势能就大，落地时转化为动能，焉有不死的？七号楼底层住的政治部主任，从老黑摔下来的同样高度、同样地点往下跳，却没摔死。他又小又瘦，相貌有些像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里的林彪，也喜欢披一件大衣。那天往下跳，忘了脱大衣，下降途中，被风一吹，大衣张开来，相当于降落伞。结果，政治部主任只摔折了一条腿。但是，畏罪自杀的帽子还是戴了许多年，直到“文革”后才平反。
能当政治部主任的，自然根红苗正，职业就是整别人，“文革”初期的造反对他也没有什么冲击，所以，他整人行，被人整不行。我们楼后面的那个会堂是砖木结构的，在“清队”时期（１９７０年前后）的一天夜里，突然失火，偌大一个房顶烧得精光。就怀疑是阶级敌人破坏，大办学习班，抓了许多人，包括大公司的经理。政治部主任也受到怀疑，因为他在伪满洲国上过日本人办的高中，会说日语。于是，就跳楼。我猜想，他一定是受了老黑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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