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郑炳林教授说，这一现象在商贸流通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晚唐五代时期的籍帐文书表明，当时的敦煌贸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性经济交流，而是具有了国际性，许多外来使团、商人在这里常年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使“地不产珍，献无奇玩”的敦煌变得商品琳琅满目，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应有尽有。
从散见文书的记载来看，当时与敦煌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范围非常广泛，除来自中国中原、新疆及西藏地区的物品之外，还有来自高丽、波斯、印度、东罗马等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的货物，商品种类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竹器、畜牧产品、药材、化妆品、食品、颜料、兵器等20多种，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
这些物品除了部分为敦煌当地消费之外，大部分易手后再销往其他地区，在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除了往来不断的朝贡、外交使团在从事官方贸易之外，当时已经有一批职业商人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敦煌定居，除了从事经常性商业活动之外，还在敦煌开办了酒店、旅馆等。
郑炳林教授说，一个城市的商品贸易具有国际性，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具有国际性；二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的货币具有国际性。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些条件在当时的敦煌都已经具备，随着外来商人、物资的不断涌入，中国自产的铜钱退出了敦煌市场，来自西域、中亚的金钱、银钱和金银器皿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对外贸易的主要硬通货，它们同丝织品一道，被当地人认可和普遍接受。
其实，除了商业贸易的国际性之外，当时敦煌的城市规模和语言种类也能反映出它“国际都市”的一面。据有关学者推算，当时敦煌的人口有3万之多，这一数字对于千年之前中国西部边陲的小县来说，已经足以反映其城市规模之大。另外，在敦煌文书保存了一大批民族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之外，当时还有回鹘、粟特等多个民族在敦煌活动，为了交流需要，当时已经有了一批职业翻译，这些，都反映出敦煌国际化的痕迹。
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向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门户，汉代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进一步从军事和设施上保障了这条横跨亚欧的贸易通道的畅通，从此，外国使团和商旅频繁地出现在“丝绸之路”上，这时的敦煌已经是“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张掖召开盛会，宴请西域27国首领，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招商”活动，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七世纪后，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贸易达到了鼎盛。千百年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和佛教文化昌盛，敦煌无疑成了这条亚欧大通道上最闪亮的一颗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