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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批评家
陈黎：北京青年周刊记者
时间：2004年3月17日晚10点～11点
地点：北京～上海
陈黎：你个人感觉大众传媒是如何报道马加爵事件的？表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质？
朱大可：事实上我非常注意观察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最令人震惊的是：四个受害者，根本没有人去关心。几乎所有的媒体对此都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冷漠！马加爵事件本身已经变成公众的一场狂欢，它就是一个公众娱乐节目，这就像美国打伊拉克一样。它已经超出了法律或道德事件的范畴。如果它是一个道德事件，媒体或公众就会惊呼：“这个人真是坏啊！坏透了！”一定会用这种词的。可现在，说马加爵坏透了的人越来越少。就算有人说过，也只是说说而已。大部分人对他的评价，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也很好玩。媒体关于被害人的报道，几乎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我看到的只有很短的一篇，也只是轻描淡写而已。被害人的相片，他们的生平情况，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被害是什么感受？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报道。由于媒体的引导，公众关心的焦点是：马加爵究竟为什么要杀人？他是怎样杀的？杀人过程中他采用什么方法？又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和动机？他逃到哪里去啦？有没有被抓住啊？怎么把他抓住的啊？谁举报他的？他有没有反抗啊？诸如此类。这里面充满了戏剧性和娱乐性的元素。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居然没有人去关心被害者，关心他们的身世，更没有人想要去慰藉在痛苦中辗转反侧的死者家人。媒体有时需要装正经，公众则早已现出了赤裸裸的狂欢表情，无论如何，他们狂欢的本质是相同的！这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社会已经放弃了基本的道德同情心，所有人的关注焦点之集中在杀人犯身上，使整个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狂欢。
陈黎：这么说媒体的报道完全是娱乐性的？
朱大可：对啊。如果说有道德心的话，必然要关心被害者。无论如何，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社会，关心杀人犯和关心被害者最起码应该是同等的；而在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被害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人的“看客心态”，鲁迅早年就揭示过。他的小说《药》是一个例证。这次“马加爵狂欢”，是《药》年代的某种延续，只是主人公有革命者换成了杀人犯，但它同时也带有“媒体资本主义”的鲜明特征。这种把凶杀事件娱乐化的倾向，特别是把极端的死亡事件娱乐化，西方相当普遍。最典型的就是美伊战争，人们不管它是正义还是非正义，也不管到底它死了多少人，有多少人流离失所，受尽苦难；人们只关心发了多少枚导弹，出现了多少个弹坑，新式武器的神奇技术效能，如此等等，完全沉醉于对轰炸现场的美学观赏之中，从中获得极大的娱乐快感。萨达姆在地洞里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逐步走向了高潮，接着是狱中书信、审判、死刑，新闻事件迅速转变成变成了一种不知结局的、跌宕起伏、高潮频现的电视连续剧。甚至有人说马加爵怎么那么快就被抓住了？怎么这么轻易就范？他为什么没有进行反抗，就像萨达姆当时没有反抗一样，很多人说萨达姆至少应该打死几个美军。他们的表现很令人失望，这是共同的看戏逻辑在发挥作用。在晚期的资讯资本主义时代，大众传媒扮演了导演的角色，它必然要密谋、组织并参与到公众的狂欢中去。
陈黎：媒体报道的道德感是如何弱化的？
朱大可：今天的大众传媒的道德界限已经非常模糊了。正义性、道德感、是非标准，这些伦理学范畴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都被省略了。过去面对一个突发的血腥事件，人们首先是进行道德判断，媒体报道这类事件用的词通常是“残忍的”、“卑劣的”、“下流的”、“无耻的”等等，媒体扮演了正义审判者的角色。现在这种词用的越来越少了。媒体没有说马加爵是杀人魔头啊，他们用的是比较中性的词，因为媒体完全懂得公众的心理。甚至有人问有没有人给马加爵写情书呀？听起来很“无耻”的问题。老一辈的人会这样质问说：这样的人你能给他写情书吗？你写得下去吗？你的手难道不颤抖吗？但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代，道德作为社会调节器的功能已经非常弱化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陈黎：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朱大可：在 90年代，如果那个事件和国家利益有关，民族主义者会产生极大的道德义愤，比如美国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或者是海南撞机事件。但“马加爵事件”与民族主义无关；伊拉克事件肯定是一个全球性标志，但它没有发生在国境内，中国人是袖手旁观的看客，所以它仍然只是非道德性的娱乐事件。中国本土的新闻娱乐化，这个转折点也就在这一两年。这可能就是“零年代”的特点。“零年代”是我对21世纪前10年的命名。在“零年代”里，所有的一切都归零了，包括道德在内。马加爵事件使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对于一个凶杀类的、包含浓烈道德元素的事件，最后被彻底娱乐化了，成了一场集体的狂欢，变成了娱乐性消费的盛大对象，这一切可以说是从马加爵开始的。后现代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道德感的弱化。在某种意义上讲，媒体就是一种溶剂，它把什么都溶解了──把各种道德化的、坚韧的、有刺的东西，全都溶解成一团模模糊糊、暧昧不清的东西，他必须保证你吃下去无害。有道德感的东西是有害的，它会让人生气、痛苦、不快活、以及产生各种反抗和改造的欲念。现在人们要的只是轻松快活。经过媒体的无害化加工之后，人们吃着就觉得比较舒服，这也是现代犬儒主义的一种精神特点。
陈黎：你说马加爵事件是转折点，你认为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类似的媒体行为？
朱大可：那当然！媒体会越来越起劲，媒体需要这种突发事件来刺激受众。甚至有些媒体在蓄意制造这种东西。现在出来马加爵这么好的新闻卖点，真是天赐良机，媒体当然会大肆渲染。但无论它怎如何炒作，它都无法摆脱道德归零的立场，也就是蓄意把凶杀事件中的道德元素下降到最低。只有这样把它才能变成无害的新闻，公众也才会以享乐的心态来消费它，媒体的市场才会变得越做越大。马加爵事件是一个里程碑，我敢预言，此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一定会再度成为公众狂欢的对象。一个反面的例子是，在央视的春晚上，主持人倪萍至今还在孜孜不倦地煽情和挤观众的眼泪，结果每次都成了公众的笑柄。
陈黎：对，你看现在大量的报道都是马加爵落网过程、他的逃跑路线、举报人是怎么发现他的，诸如此类。
朱大可：是啊，这些都是娱乐。这种娱乐化与国家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以前类似的事件也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这样大肆地张贴通缉令，一直贴到家喻户晓为止，也没有这样动用这么多的警力，更没有如此大规模地动用过公共平台。政府的这种全新的行政手法、事件的高度透明化，为媒体和公众的资讯狂欢提供了必要的素材。我认为马加爵事件也是新闻报道模式的一个转折点，国家主义话语进行了自我调整，尽管动机与媒体不同，但它也同样需要降低道德感。因为道德这个东西是双刃剑，它会触发人们对国家体制和社会疾病的各种联想。例如孙志刚和黄静案件，所以它宁可让媒体来使它娱乐化，这种无害化的新闻消费，能使极端新闻变得更加安全。娱乐化就是等于给那些恶性事件新闻上了安全套。
陈黎：大众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狂欢的？你和张闳一起编过《21世纪文化地图》，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画一幅大众的狂欢路线图？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的视野里，最早进入狂欢状态的是王朔。他利用反讽和戏拟手法，让大众通过他的电视连续剧进行了小规模的狂欢。90年代初《编辑部的故事》，是作家以个人话语方式对公众产生影响的范例。他反讽式话语开始到处泛滥，这种话语原本属于北京的一个亚文化社群，最后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话语方式。这是公共话语狂欢的第一阶段，贯穿了整个90年代，一直到周星弛的《大话西游》为止。《大话西游》在98年上映，人们真正看懂它是在2001年，那时就在全国范围内蔓延，中国开始进入“大话时代”。“大话时代”的标志是对经典文本进行亵渎性的解构，手法大都是戏拟，什么《祥林嫂炒股》啊、《为人民币服务》啊，就是让一个严肃的经典人物或一种经典政治理论变得滑稽起来。最近不是出了一个李文版的《狂人日记》嘛？这个就是《大话西游》的延续。大话时代有好几个阶段，最早是文字戏仿，后来出现了“大史记”《分家在十月》,央视的一帮人搞的，属于活动影像类的戏拟，把电影《列宁在十月》拿出来把玩一番。现在网上流行“酷索”（KUSO），是对平面图片进行戏拟和改写，比如把周星弛的图片截一段，上面放另外一句话，对图片进行解构，重新建构其语义。去年整整一年就是“酷索年”，网上铺天盖地的全是酷索图。这些都是大众狂欢的方式，大众通过这些手法消解了国家主义话语的严肃性，从中寻找新的话语乐趣。话语的狂欢从没有达到过今天这种广度和深度。互联网在其间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它为话语的狂欢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平台。
陈黎：那么你如何看待马加爵这样的狂欢型新闻事件呢？
朱大可：马加爵事件表明，现在又有第四种狂欢方式，就是新闻追踪，特别是恶性事件的新闻追踪。公众突然发现有了更刺激的狂欢方式，但这种狂欢方式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它必须有一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必须是一个罪犯，他制造了一场恶性事件；第二是他必须展开逃亡，如果马上抓住，这个事件就结束了，不好玩了，只有逃亡才能延展戏剧的时间，并由此激发人们的悬念。这其中还应当插入一些细节性的情节，比如途中的抓捕和逃脱、爱情和营救，等等，事后的揭秘也是狂欢所必需的内容，虽然他被抓住了，高潮已经来临，但戏剧还在继续上演，真正的结尾应当一直延伸到他的死亡，人们够峁匦穆砑泳袅偎狼八盗耸裁矗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