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解放”大陆后，对香港的影响日益增大，在它插手下，香港掀起过间歇性大大小小的“爱国”高潮，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四次。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67年5月到11月。开始本来仅仅是工潮而已。但是中共在香港的工会组织相当强大，当时正好是文革的高潮，毛泽东的世界革命思想席卷全球，香港被改名为“驱帝城”，当然逃不了，所以爱国人士提出“爱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工潮扩大到“反英抗暴”。爱国人士把土炸弹安放在各个角落，炸死数十人，大部分是无辜的平民，所以社会上对这些“左仔”非常反感。北京因为火烧英国代办处，演变成外交事件，香港的闹剧也被迫结束。
文革结束后，北京将这次暴动定性为极左路线，使那些暴动的爱国人士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后几次的爱国高潮中他们都是跳出来的主力，企图借此改变自己的地位。到1997年以后，特首董建华给当时暴动总指挥杨光颁授勋章，才算在表面上得到平反。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80年代中期。当时中共决定收回香港，爱国人士认为自己扬眉吐气的日子到来了。但是中共唯恐投资者离开香港，提出“一国两制”，等于默认资本主义优胜过社会主义，所以对这些爱国人士控制得很紧，不让他们乱说乱动。只有港英打民意牌，以及民主派强烈要求普选的时候，北京才会动用这些爱国人士做口水机器和举手机器，那时突然之间会有几百个组织出来同香港主流民意对抗。例如民主派提出八八年直选时，爱国工会就出来声称饭票比选票重要，中共就借口香港社会没有“共识”而向港英政府施压。这时期处在改革开放最好的时刻，极左势力没有什么市场，所以香港的爱国人士也没有什么戏唱。
第三次在1993年到1997年主权转移前夕。这时候是六四以后，整个中共统治集团向左转。1992年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他为了加快民主步伐，将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扩大到让更多人有投票权利而提出政改方案，触怒了中共，诬蔑彭定康“三违反”，就是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基本法，违反中英两国外交部交换的信件精神。其实这些都是北京单方面的解释。由北京带头，那些爱国人士就被动员出来轮番批斗彭定康。用“千古罪人”、“小偷”、“娼妓”形容彭定康，并且要求香港市民配合中共的强奸以享受乐趣，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爱国”名言。这时那些老土共还没有从文革恶梦中醒来，主力是当时刚当上全国人大常委的红顶商人曾宪梓和新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文化痞子徐四民，还有那位口不择言的邬维庸医生。
第四次爱国高潮就是从去年年底发轫，到现在还没有平息。这次的爱国高潮，是因为去年7月1日香港超过50万人大游行，11月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败保皇党，中共唯恐香港失控，终于忍不住再发出“爱国”号召，同民主派对抗。不但请北京一些“法律权威”歪曲基本法，甚至以政策和言论代替香港繁荣基石的法治。他们重发邓小平20年前有关“爱国者”的讲话，借以指控民主派，例如指支联会配合西方国家的“颠覆”活动，呼吁西方关注香港也是卖国，到台湾则是支持台独，并且要搞港独。总之，要把他们打成“卖国贼”而赶出政坛。而香港市民则被描绘成吃狗饼的畜生，需要加以训练。这次带头者还是曾宪梓、徐四民、邬维庸等。一些潜伏已久的地下党员也纷纷跳出来，因此可能影响到下一届特首的角逐。
这次爱国高潮同以前不同的是中国已经统治香港，所以这些爱国人士希望在这次运动中彻底翻身。然而如此一来，香港就不是“一国两制”了，且看北京发动的这次爱国高潮可以继续多久。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