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海峡时报2月21日的报导，这本未受禁止的书揭示了九亿农民正在遭受的众多令人震惊的不公。其实，中国农民的这种现实的遭遇已经存在了许多年了，至少在数年前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写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之后，农村的真实情况就露出了冰山一角。但是那之后又怎么样了呢？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山也还是那座山(农民沉重负担之山)”。
陈桂棣、吴春桃作家夫妇是对他们所在的安徽省50个县的农村，做了深入的地毯式采访，才写出了这部《中国农民调查》。书中他们没有粉饰太平，而是真实地告知公众很多残酷的现实， 正如两位作者所说：“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这对夫妻写道：“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城市的人认为全中国都像北京或上海一样。” “ 但我们所要说的是，我们看到了令人无法想像的贫穷，无法想像的邪恶，无法想像的苦难和绝望， 以及无法想像的反抗和沉默 。”
中国农村妇女 (Getty Images)
这本书开篇讲了３个涉农大案：利辛县路营村农民丁作明带头向县委反映村干部乱收提留款、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被村干部及乡领导记恨，在派出所被活活打死；固镇县小张庄村干部横征暴敛，村民上访要求清算村财务账目，刑期未满就当上村干部的村委会副主任竟然带着儿子，在众目睽睽下向村民清账小组的代表大开杀戒，造成四死一伤；临泉县王营村党员王俊彬等人向上级组织反映村干部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结果整个村庄遭到执法部门镇压，１０００多名村民逃到邻省，王俊彬被开除党籍，被公安部门作为犯罪分子通缉追捕，最后因惊动中央，蒙冤的农民才讨回公道。
书中还描述了另外一幕，就是在1998年5 月，当时的总理朱熔基到安徽南陵视察政府的谷物采购计画。他被带到一个装满粮食的谷仓去参观，但他却不知道这个谷仓是南陵县和芜湖市当地官员联手造假，连续４天４夜突击调运了１０００多吨粮食才装满的，没有人告诉朱总理真相，最终白费了他到处奔波的求实之心。
这本书的内容时而感性，时而尖锐，而且充满对九亿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愤慨，使很多不了解农村地区真实情况及受到国营媒体不实报导洗脑的中国城市读者们感同身受。 就象陈桂棣先生讲的， 很多读者是流着眼泪读完的这本书。
《中国农民调查》也向我们昭示了农民问题之所以很难解决，是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物和利益关系，比如书中谈到，在与农民的关系上，不少基层干部已经结成利益同盟，世界上最小的官就是村干部，一个小小的村官打死四人后，仍然受到上级官员的包庇和纵容，罪犯仍然可以在监狱里指挥村里的工作。这一切说明什么问题呢？
有些社会学者谈到农民问题时讲到，虽然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却是一个地位最低、受关照最少、最易受到伤害、经常被城里人瞧不起的弱势群体。不少官员明明是自己工作不到位甚至失职，却往往把责任推到农民身上，比如，不少官员把村民自治搞不好，归咎于“农民素质低，缺乏民主意识”；说农村税费难征缴，归罪于“农民是刁民”。但是，他们却很少去反思自己为农民做了些什么，更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奉献基础上。
另有评论家分析，这本《中国农民调查》也仅仅是震撼了中共新闻界一贯用来粉饰太平的“形势一片大好”的谎言，却震动不了把农民划为二等公民的制度。1958年出台的《全国户口登记条例》，强制将农民划为“不能入城市、不能享有城市人口同等待遇”的二等公民。农民目前的收入比都市人低了三至四倍。据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与北朝鲜两个国家有户口制度。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从来不向农民收税，反而给予农产品补贴；只有中国等少数国家不仅没有给农业补贴，还在执行封建帝制式的“什一税”等苛捐杂税。中央政府降低农民税捐支出的做法己行不通，因为体制腐败，地方官员对法令不遵行，钻法律漏洞，并且缺乏监督系统。书中干出那些惨无人道勾当的，竟然是“人民警察”！而且，这一切，就发生在共产党的执法机关！一方面用苛捐杂税对农民敲骨吸髓，另一方面又用暴行酷刑残害农民，其实，说到底中国农民的苦难是社会制度的缺失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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