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未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写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篇。当时刘任和州剌史，相当于今天一个地委书记。他上任第一年，便遇上旱灾，于是即向朝延奏明灾情，请求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同时又组织百姓疏通水道，补苗追种。由于忙于公务致使自己的居处杂草丛生，他感触万端，遂写下了那篇流传千载的《陋室铭》。
自古以来，向朝廷及时报告灾情，吁请赈粮是地方官的一大职责，中共不少干部也是这样做的。如作家赵树理当时兼任山西阳城县委书记，他请求上级拨来一批粮食，救活了不少农民。文革中赵被整死之前，有人到阳城搜集赵的“罪行”，很多人说“要不是赵树理，我们早饿死了”，拒不与来人合作。但是，在饥馑来临之前，毛泽东的“反右倾”运动早已将体察民情、敢讲真话的干部清洗了一大批，剩下的赵树理们不过是漏网之鱼，在两千名县委书记中是少数，这样国库有粮而农民饿死的惨事便不可避免了。
地方上饿死人本与军队无关，但由于“反右倾”搞得高级将领们人人自危，也不敢说实话。有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一九六○年八月到省内一个县里去检查工作，了解到该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却不说。有人问随该司令去那里的一位处长为何不反映情况，那位处长答道：“首长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注１：见《罗荣桓元帅》第九三九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