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篮球队员，由美国人拿过来包装而“全球化”，委任姚明为麦当劳的形象大使，当然不是为了促进“中美人民的友谊”，而是为了攻占中国十三亿人口、尤其是中国下一代的饮食市场。
然而，麦当劳在美国以外的国际社会，包括欧洲，却早已成为美国“消费帝国主义”扩张的侵略势力代表。麦当劳的分店开到印度德里、土耳其伊斯坦堡、罗马和布拉格，还有一天会开到西藏拉萨，那嚣红闹金的M字招牌灿灿夺目，破坏了一个城市固有的文化景观，在世界各地遇到愈来愈大的抗议。最近一项调查：对于美国的消费经济侵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的大多数民意都反感而抗拒，只有中国，有近八成民意却表示欢迎。中国人懂得“爱国”吗？
姚明做了麦当劳的形象大使，他一人或许会进帐数以千万元计的美金，但聪明的麦当劳利用姚明的一张黄皮肤，在中国的青少年之中制造偶像效应，足可以改变中国青少年的饮食习惯。有如《哈利波特》和《魔戒》令低成本制作的中国电影难以生存，二十年之后，中国的下一代有多少人还爱吃饺子、叉烧包、烧饼、油条？中国千百年来积累的饮食文化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姚明一人之成功，却埋下了损害中国文化利益的祸因。
根据中国政府的“定性”和本地土共分子的学舌呐喊，“爱国”就是“不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那幺姚明爱不爱国？二十年后，如果中国的饮食文化受美国快餐业的蚕食，姚明是不是出卖中国文化利益的罪人？
以姚明为例，可见香港当前的一场“爱国大辩论”，是何等的无聊。中方一手把“爱国”的定义垄断承包，总代理、批发、零售“一条龙”，由已死的邓小平提出的“爱国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不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大原则”包装，最近再由官员放风，收紧为“爱国就是接受中共在中国执政”。“爱国”成为金箍圈，套在香港人的头上，随意收紧放松。“爱国”就是不拂逆中共的政权利益，至于超越政权而存在的中国文化的利益则不在其列。因此，如果抨击中共容许美国的 Starbucks咖啡店开在富有古典建筑美的故宫，在不满“有些人天天骂共产党”的土共眼中，就变成“不爱国”；抨击中共对日懦弱，不敢出兵收回中国领土钓鱼台，也是“不爱国”。
“爱国”一词，经过长期的政治扭曲，成为一道愚民的魔咒。谁爱国、谁不爱国，概由中共领袖及其随从任意指定。但共产党的斗争利益善变而极端，一个人物，出于政权的斗争利益，今天可以成为叛国贼，明天忽然又获得“平反”，获得“恢复爱国名誉”。例如，清代行乞办义学的武训，只因为毛泽东的政敌刘少奇推崇欣赏，一度由毛泽东裁定为卖国，全国人民起“狠批”武训的“卖国罪行”，毛死后武训又变为“爱国”。割让台湾的李鸿章，长期被定为卖国，但《走向共和》又隐隐表扬其为爱国。
强调爱国，本来在战争时期才有意义，战时的通谍、为敌国宣传、与敌国资商，都应有明确的叛国法禁止。在和平时期，一个政权不断在呼喝“爱国”，正如文革时期不断高呼“革命”，正如希特拉说的：“鼓吹民族主义的功效，其实是操纵公众的注意力，使之对准一个共同敌人”，必有其它图谋。邓小平本人就经受此苦，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甚幺是社会主义，甚幺是修正主义？邓小平复出之后提出“不搞争论”。今天，土共在特区争论谁爱国、谁不爱国，正是重蹈“姓资还是姓社”的虚无争论。中国愚昧政治的遗传基因，真是世代难移。
香港人应该告诉口口声声“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土共分子：香港人在二十世纪初庇荫了国父孙中山，在六十年代向大陆亲友寄送花生油；大陆改革之初，香港人无私地向中国传授了企业管理的市场经济知识，在中共羊痫症复发而批判孔子、焚烧中国的文化典籍之际，香港人让钱穆和牟宗三在殖民地的小园中保护中国文化的残苗，“六四”屠城，香港人痛惜中国同胞的牺牲，百万人游行抗议。香港人甚至不采用简体字，反对汉字拉丁化，香港人不需要曾经跟随毛江的文革路线掀起过一九六七年暴动的香港土共分子比划他们的手指，教训香港人甚幺叫“爱国”。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连邓小平也承认，道德真空、信仰真空、价值观真空。在拥抱马克思列宁之后，中国再开大门欢迎麦当劳的侵略。看看邻国日本结合传统和现代的建树，饱受摧残的中国文化尚待重建。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眼就看穿：煽动爱国情绪，“在最低等的文化之中，才有最强和最暴力的效应（ at their strongest and most violent where there is the lowest degree of culture ），一个有文化、有独立识见的中国人，不会接受一个情绪反复、是非无常的家长式极权的盲婚哑嫁式的“爱国定义”，他会告诉四周的幻影：“人的一生很短，我不会被你们的‘爱国咒’弄得困扰一生，我不像‘维园阿伯’一样需要心理辅导，我拒绝遵从你的笛声跳人性尊严的脱衣舞。以你们的标准，我毫不‘爱国’，那又如何呢？冷对那一张张被斗争的仇恨而扭曲了五官的脸孔，我心释然，宽泰自若，一个有主见的自由人，会活得祥和而快乐。”
（苹果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