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毛泽东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而劳改队不过是严管队而已。在这个大监狱里，按照马克思主义，每个人都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根据这个定义，所有人都必须“改造”自己，通过劳动和服从“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所以不仅仅是监狱里的劳改犯患有劳改后遗症，经过50多年的共产党奴役之后，被蒙上眼睛和耳朵的全中国人民都患有劳改后遗症，可能称其“共产后遗症”更确切。
我们的父母一辈，当年在工厂里，每天除了8小时劳动，还要义务地为共产主义事业添砖加瓦，也就是加班。另外还要政治学习，汇报思想。大家都没有任何选择权利，跟劳改生活也差不太多。
世界上从来没有高尚的奴隶。人们也没有理由去要求奴隶高尚。而奴隶们主要的反抗或堕落方式就是“偷”，所以在劳改中国，几乎所有奴隶都会“偷”。各级官员们“偷”的本领，更是了得，当之无愧是世界之最！
搞垮大型国营企业的不仅仅是贪官污吏，工人阶级也扮演了积极的脚色：干部贪污敲诈，工人就偷东西。什么都偷，从一块布到一根钩针到一块肥皂到一块饼干，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积少成多，然后拿去送给亲朋好友，积累人情，互相“帮助”，解决苦难生活。这是毛泽东时代一般干部和工人的典型生存方式。
这是无奈的生存方式。我在这里并不谴责这些人，确实不能怪他们，都是被逼得没办法。但是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极其败德的恶习，一旦养成了就很难改掉。所以中国的官员在贪污敲诈的时候，从来没有遇到思想上或道德上的阻碍，唯一需要考虑的仅仅是别被查处。
在已经实行民主变革的东欧和前苏联，这种普遍的道德堕落也是很难扭转的。记得有一个统计说：俄罗斯有70%的官员腐败，这些多半都是前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普京的拥护者；另有30%的官员不腐败，多半则是东正教徒。
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改正起来十分困难，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根本意识不到。
扯谎和欺诈。在大陆，你上街去买东西，不管真货假货，你都得不到公平交易的机会。即使与你熟悉的朋友，也不能公平合作。凡是合伙做生意的中国人，都吃尽了这个苦头。民运之所以不团结，便与这种素质有关。这种流行病甚至严重到：一个诚实的人也会被当成骗子！
中国人虚伪、好斗，也是一个奇景。一方面我们都有毛病，甚至缺陷，却把自己当成不能碰的神仙；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地攻击别人，而大部分理由竟然都是似是而非的、根本不值一提的。
这些都是大大强化了的中国人劣根性，即共产后遗症。
记得80年在北京看过一个阿根廷现代舞《女孩之死》，表现一个在墓穴里长大的女孩，后来获得了解放，开头兴高采烈，乱蹦乱跳，后来就不知所措，感觉空虚无聊，最后竟然一步一步的退回到墓穴里！
当时我特别激动：这个舞蹈太有象征意义了，如果把它改名《中华民国之死》，更恰当。不再向皇帝磕头的中国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确实是不知所措，非要找一个皇帝效忠不可。在放弃了可以选择的权利之后，只有“选择”毛泽东这个粗野、狡诈的山匪头子顶礼膜拜。
不仅工人、农民不知所措，大部分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也不知所措。他们伏倒在地，山呼万岁万万岁，甘心情愿做奴隶──一群可耻可怜的奴隶，随后就被屠宰或奴役！
如郭沫若这类伪君子真小人，不明大义，民国时期有点自由就大闹特闹，最后竟然认贼作父，非要闹出一个毛泽东式的暴君、以冰冷的刺刀对付他不可。这诗，他就象乌龟一样老实了。类似的败类数量太多了。他们都向我们活生生地证明：他们只配做奴隶，而根本做不了文明人。他们愿意竭力享尽一切自由的乐趣，却丝毫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义务要承担！
直到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虽然因为生活苦难而怨恨不已，但还是愿做一个奴隶，渴望有一个英明的主人出现，不再折磨他们，使他们以后能吃、穿得好一点。知识分子、官吏也莫不如此。
这个共产后遗症，在国外的华人也应该能看到：海外的拥共者，就是如此，他们一方面享受自由民主的福利，一方面卑劣地为专制暴政服务。
这种只想贪便宜、不想付代价的劣性思维方式，这种不肯与他人、不肯与社会公平交易的劣性思维方式，在经过50多年的奴隶生活之后，在中国大陆更加严重！
如果89年时有多一些的中国人少一些自身利害考虑，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稍微多一点，支持民运坚决一些，而不是等天上掉下馅饼，犹疑不定的邓小平也就会顺水推舟，中国也就和东欧、苏联一样顺乎民主潮流，至少向前进一步了。
这些都是共产后遗症。
共产主义狂潮退去，留在沙滩上的，就是愚昧和堕落。我们不能异想天开，必须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倍的努力，付出足够的代价，用力清洗，反复清洗，然后这个群体才能有所作为，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才可望结束。
（2004.1.25于安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