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为是故意的，行为者知道自己是在发动攻击，后果也是所能预见和追求的。但因心理错误而致的后果就不是行为之所求了。三门峡发电站就是实例，今天说它是一贻害后人、祸国殃民的工程，已没有异议了。对此，我们可以指责毛泽东专横拔扈，好大喜功，甚至无懒泼痞，都行，但你不能说他是存心为害后人，目的就是攻击中华。这一工程是他犯的错误，不是存心犯罪。这类错误所对的是客观对象：对象自身有性质，有形态，有功能，可做经验观察，对其前后可做出向量比较，能提出刚性数据----可见客体对象之本身就有一种逼着人非承认不可的力量。----黄万里老受尽凌辱，其正确预见的获得承认经历了四十多年。心灵本身的错误却是无形无踪，不能测不能量，看不见摸不着，其纠正就犹为困难，要上千年，乃至几千年。
常见一些作者对中华文化的妄自非薄，什么东也丑陋，西也劣根性，什么中国人心没救了，中国没希望……等等，不一而足。你若对这些议论细细把玩，会发现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批了些什么，更不知中西文化到底区别在何，他们只是一种情绪的叛逆，该去何伪该存何真，其实并不知也。我自己有深切之体会：四十岁前从来没怀疑这汉字的简化，因为人在四十岁以前思辩的机会不多，即使发生思维也是对实际对象的，不是纯粹心灵的，动不着本，就触不到简化对思维的妨碍，只有到了思维年龄，并且又培养起享乐思维的兴趣，才能发现简化汉字不利于思维。由此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澄清对人类实践是多么的重要和迫切。意识到中西文化间的区分：在国人只有个“你、我、他”；西方人却能在我里又分出“内感与外感”，“意志、情绪、认识、想像、思维……”；在理性里还分出“先验的与经验的”……理性的澄明为西方人思维的严密、准确提供出保证。
以江泽民为例，他的许多行为是犯罪性的，比如：贪婪；纵子侵吞；把儿子往军队里塞；纵容酷刑；背着中共中共暗地准备后继梯队……这都是故意，行为前就知道这是错的。也有些行为是情绪骚动，虚荣心：如无端吹拉弹唱，发表歪诗，胡画乱涂，等等；还有些是理性不清，像那“军队五句话”、“宣传四句话”……“三讲”“三代表”等等都有涵义不通之处。
眼下这个胡锦涛的许多话也是半生不熟，这是因理性未经洗礼的缘故。不能当机立断看起来是性格，其实也是理性含混的表现，一旦澄明了就会改变行为；他姑息养江泽民这个奸，也与不能正确作判断相关。因此说我们民主派与共产党的斗争，其斗争的过程也是我们理性澄明的进序。而且民主队伍内部也需要这种澄清：因为凡有效的实践必定是由正确的理性在指导，而正确的理性必是由严密而恰当的概念连接才能给出。因而我们对共产党的斗争也必须注重人类理性的一般批判，以澄明为目的的理性洗礼，其完成的成果才是普遍有效的。
本篇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本”到底说的是什么？
二是阐明“本”的达到方式；
三是证明共产党的“以人为本”没处在相应的进序中；
一、“本”到底是什么？
先不管什么东西的“本”，而只界定纯粹理性的“本”，它到底是个什么？
“本”就是事物的“是”。
也可以说成：一事物之“是”就是它的“本”。
无论说那是一滴水，一棵树，一种病毒，或那是一个人……都是指出一个事实，完成对一个对象的感知。我们感知对象，它的存在、性质、形态，并不受我们的感知所动摇：人去感知它，不感知它，或错误地感知它，并不能转移它的存在：它不仅还在那里，并且还是依照它自己的面貌在那里。
感知者的感知，只是自己心灵内部的事，是心灵储备里的某个“代码”被事实、事件所激活，心灵就用这个代码（名称）描述了它。使对象不只是被感应了，还被知识了。如果人脑没有这些代码，对象的刺激只能引发感应，而不是知觉。所以一切对象、事实的名称都是我们的心灵加给它们的，只有效于心灵对它的知识，并不有效于它的存在。事实的存在，性质，形态与感知全然无关。
任何事物之“是”它所“是”的那一事实及其事实性，都只是它自身的事。
任何事物的可能性----无论是发展、变化，只能受它自身的性质所决定，是自身性质的表现；并不能在它的性质以外应着人的要求而表现----鸡蛋有了相应热量可以孵出小鸡，可不是人命令它孵它才孵的，那些没结过婚的母鸡生的蛋孵也孵不出来。只有它“是”鸡蛋，并且又“是”结过婚的母鸡生的蛋，才能孵而成小鸡----两个“是”才能满足这个事件。中国菜蔬、水果的口感远比过去差，为什么？我与菜农一起坐牢才知道：西瓜被接在葫芦上，黄瓜接在南瓜或北瓜上，桃子被接在某种杨树上；……这样做的结果：果实是多了，大了，品质却“不是”原来的了，不是“原本”的它了，怎么可能有原本的表现呢？这里还可以提出另一种“是”：西瓜可以嫁接在葫芦上，不能嫁接到高粱上，也不能嫁接到槐树上----它们必须“是”互间近亲，嫁接才有可能----
这就是：只有“是”某物，才能“有”某物的表现；
只有“是”某事，才有某事之理。
这里这个“是”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这就是纯粹的理性界定。因此说：
“本”，就是事物之所“是”。
任何事物与自身都是永恒的同一，“本”是指出某种并非同一的联系，这是说----凡在需要强调“本”的场合，都是对着一个并不是该事物的条件而指出“来”来的：人就是人；山就是山；这里没有什么本不本。只有处在“非本”的背景里，对着“不是本”来说，才有它的“本”，它的根据，标准。比如：在社会，或人的活动中说“以人为本”才有其意义：它实际是说人的活动、活动造成的社会都不是自己的根据，它们是末，是表层，自己规定不了自己，自己不是自己的原则。它不是来自第一因，它是后生的，是被更初始的原因派生出来的，是被造就的结果。是自然中的人具有的性质决定出社会来的：人的活动只是人的性质的表现；所以不可能随意地为活动设计规范，标准，而只能根据人的性质（本）来确定标准；社会是人的活动所必然地形成的联系，社会的联系就是人性的表现，就不能凭空设想要人如何表现，而只能根据人的性质来探寻表现的各种可能性和可能形式，性质才是表现的标准。
“本”这一概念就暗示出一个特定的条件，由于这个条件，该事物就不能直接就是该事物，而是该事物的现象，可视的现象受不可视的事物的本质的规定。
一个是事物的表现，一个是事物的性质，前者为现象，可为经验所直观，后者是本质，并不呈现于直观-----现象对于本质就有某种遮蔽，若人只根据直观，就可能歪曲、异变本质；正是冲着歪曲和异变，才强调“本”的，以排除从现象那里带有的遮蔽、歪曲和异变。
可见“以人为本”所必须针对的条件是----社会，或人的活动。
或者也可以说是对着文明才必须强调“以人为本”的。因为：
文明是人的文明，却不能说文明就同等于人；可以说人性本质是必然要走向文明的，却不能说文明就是人性本质。因为文明要借助外来条件----文（纹理符号），这一借助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世界----以关系为内容的精神世界，它是对宇世界的反映，但并不直接就是宇宙世界。我们是通过文明（意识）才活动的，才意识到宇宙世界和自身的，我们既不能直接达到宇宙世界，也不能直接达到自身，我们得通过文明才能经验到自己，我们的关注点往往就投射在某些对象上，将其当成了 “本”，当成标准；却把自己漏掉了。把权力、利益、把名望，把神，把某些巫术，把信仰当成公共的标准，用以评判人的行为，用以立国立法，用以奖与惩。我们设定的这些标准实际成为我们通向幸福的障碍，甚至酿成灾难。
社会的本质只是人的领域关系，而本原的人只是纯粹存在，并没什么关系。正是因为人的被文所明----运用理性了，才在存在的方式上产生出各种联系，而人对世界对自身的知觉就以文明为其条件，只能经验进入意识的，当然就不能知觉文明以前的自己，不能被知觉的恰恰是自已的本原，本质。
社会的功能就是用于关系调整的，通过对人的规范来建立秩序。根据什么来规范呢？时代不同，标准也不同，有的时期，每个有影响的人都可以造一段神话，以适合自己的理想；从黑暗时代到十三世纪，人们用神、用上帝为标准。在经院，也有哲学与理性，甚至也有科学（天文、数学、医学……）但理性的运用和科学的成果都是服从于解释、证明和装饰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每当理性和科学的证明与对神的相信不相符合时，人就自动放弃了证明，而趋附心中那顽固的信仰，那是一个建立在超自然法典上的，不使用批判眼光的时代呀。结果造成了人不为自己而活，而为心中的上帝、为神而活。对神的不敬就犯了大罪，可以被宗教裁判所的天火所烧死。
即使你用有效的证明证明了太阳是中心，你也不敢说出：因为它与三位一体的神学定论相矛盾，你若说出来就是反革命，处以火刑。即使进入了伽里略的望远镜，教会的主教们不能推翻这个客观事实，他们却会说伽里略用了什么魔咒让他的望远镜成为反神的根据，连数学学问都被看成反神学的异端……
人在自己的观念里驱除了自己。自己的生命成为可有可无的。
但丁之后的数百年里，人们开始了觉醒，并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才是自己的根本。
我们自己的活动所实现的当然是自己的生命，我们不用自己的福灾、乐苦，不以人的享福来做为行为善恶的标准，那不是太傻吗？彼特拉克拉开了人类向自己回归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