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社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文章指中国人“老干鼠目寸光的事，老干杀鸡取卵的事”，中国过去20年多年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吃老本”、“卖土地”和“吃自然资源”。
文章认为，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非常薄弱”，中国的大学教授只能“解释别人的理论”，“跟国际潮流”，因为“他们想不出自己的东西”。而那些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普通大众，思维能力更是可想而知。
文章指出，缺乏思维能力导致中国人在行为模式上“经验主义盛行”。从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学大寨”全国都开梯田，到现在的“工业学广东”全国都招商引资，都是经验主义的表现。甚至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也是“经验主义的代名词”。
文章列举了中国人在行为上的种种陋习和缺陷：爱赌博，因为赌博是靠碰运气，不靠动脑筋；爱看别人干什么，自己紧跟；迷信，例如888的数字居然可以卖大钱，而且全社会都不认为荒唐；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例如文革是“左”的极端，现在又“唯钱是命，连救人都先讲价钱”；在文化上喜爱武侠和皇帝，“全民兴趣低俗化，不正视历史，善于健忘；不爱读书，不爱思考，难以形成思考的习惯和兴趣。”
文章指出，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驱动力主要来源于外国殖民资本主义的剥削以及民众生活极端贫困。如今，中国现代化的“外驱力”已经消失，只剩下改善生活水平的“驱动力”。但这个驱动力只对工人农民起作用，对当权者已不起作用。
“国家机器的执掌者用财富转移的方式，提前解决了生活水平问题。在他们那里，所有进步的驱动力都不存在了。外驱力全部消失，又无内驱力，走向堕落和毁灭，是迟早的事。”
文章认为，补救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先天不足的唯一办法就是教育。中国在教育上必须“采取国家强制，哪怕把裤子当了，也要把一两代人的教育搞上去。”“一旦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上去了，人的素质提高了，整个国家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民主、法治将自然而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对联合早报说，官方网站出现这种严词抨击现状和民族劣根的文章，表明官方媒体正变得更加开放。“不论文章观点的对错，它出现的本身就代表了某种进步。”
《人民日报》理论版3日新开设的“观察与思考”专栏载文，亦对中国社会制度问题提出批评。文章称，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占农村土地的力度越来越大，失地农民越来越多。一部分农民失地又失业，成为新的困难群体，社会矛盾日渐突出。
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并且以每年200多万人的速度增加。但是，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渠道越来越少，采取货币化安置成为各地普遍的选择。据调查，目前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
一、从西部地区的情况看，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每人1万8000元，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一点五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如果将这1万8000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
二、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对男性50至60岁、女性40至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置，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三、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可以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农民因土地问题而上访的人次大增。
文章指出，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已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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