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读者质疑是很正常的事情，个人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个人对自由与民主是这样的理解，自由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应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我们绝对不能强迫任何人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民主则是一种妥协，是协商，是在自由的基础上，使得每个人的利益都最大化的同时形成一个最大，最有利的公共环境。每个人及事物都有各自的不同侧面，我们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观点看待每个不同色彩的人或事物。特别是在我们尚不能全面了解事情全部的情况下就判断这个人的黑与白，更不能替人定罪。同样，当我们观察中国的事情时，我们也不能用非黑即白的观点来对待中国的事务。就如同我曾讲过的那样：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我们既要承认中共的进步，也要承认中国经济的进步，但我们在承认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保持一个良好的戒心，这就是我们需要保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我们要坚持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权利。真正的爱国者不是拍马屁，不是用原则换取经济利益，而是做一个清醒的，独立的监督者。早在1998年，我受洛衫矶中国领事馆邀请参加该馆举办的国庆宴会上见到陈文英女士时，我曾对她说：“爱国不是阿谀奉承，不是利益交换，我们需要对中国政府及官员讲出我们的意见，只有如此，我们才是真正的爱国”。后来，陈文英女士发出了对法轮功的指责，当时几位朋友曾询问我的看法，我当时就说：“陈生活在美国，享受美式的自由和民主，而对法轮功的指责是她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践踏”。就在转天，我打电话对她说：“你不喜欢法轮功，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这种行为只能是阻碍中国民主进程，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你不是爱国，是害国……”
今年11月初参加中美关系会议，有机会和很多国内的学者，官员进行长时间及坦率的交谈。在讨论的问题中涉及了很多方面。我在交谈中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就是，每个中国学者和官员都认识到了中国大陆目前的现状是十分危急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处于一个暴风雨来临之际，谈到改革也是人人赞同，并都表示必须要抓紧才能防止中国未来的危机。但在谈到改革的实质问题时又都列举了众多的困难。强调稳定及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很多国内学者在谈到中国问题和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涉及到了中国的体制问题。但又都在轻描淡写地回避这个实质性的问题。
中国怎么了？难道就陷入了一个百年都走不出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中国的问题又在哪里呢？其实，说起来，这又是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就是权利和利益的问题。中国不缺乏改革者，但当改革者一旦掌握了权利，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改革者就会停顿，就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胆怯，就会失去改革的勇气，为了小集团的利益就会放弃整个民族的利益。就会失去改革的动力。各位谁又看到了执政者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会做损害自己的利益的事情？这就是人性恶的一面。也是人的本性之一。正如国内某位部长级官员所言：“纵观中国百年历史，每次变革都无一不是在外界压力下进行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没有外界压力，政府永远不会变革……”
中国加入WTO已经两年了，当年，中国内部的改革派为了未来，不得不用损失中国经济利益的方式加入WTO来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但在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尽管损失了经济利益，但WTO并没有能有效地推动全面的政治改革。中国政治改革仍在停滞不前，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事实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改革一直是处于倒退的现状，更严厉的言论封锁和对自由的压制，使得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严重的压抑。也使得中国错过了最佳的改革时期，更致使中国内部的问题严重从从，处于火山爆发的危险境地。
难道中国就没有希望了吗？
不，中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改革的希望就在各位的手中。只要我们能够给中共施加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压力，我们每个平民百姓都可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的现实，将中国的问题司法化，国际化，用合法的合乎、程序的司法手段来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这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在2001年，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说：“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经济，而是法律。这个问题牵涉到整个中国的国本，也牵涉到中国百姓的具体利益。您可能听到了关于网络域名的官司，这是宣告中国企业在法律上失败的第一步，而这个问题在今后会更加严重。特别是全球信息化，一旦中国企业失去了信息化的优势，中国企业失败的将更惨重。而信息化是目前中国与国际上技术和产业方面差距最小的产业，海外企业全力以赴来压制有其目的，而这又与中国政府的态度有关并与法律有关。在以后你可能会看到美国法院宣判中国企业或百姓法律败诉，中国法院和警察要帮助美国法院、日本法院或德国法院执法的奇怪现象。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不超过三年就会出现，中国司法面临的问题非常严重。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实际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可惜的是中国百姓和企业尚未看到这点，尚未意识到未来的险恶。至少在目前看，中国更改宪法已经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了。所以，当中国不得不面对法律变革的时候，这就决定了中国将走一条与共产主义截然不同的新路，这样的变化怎么能不影响中国的未来？”
时间没有经过三年，仅仅在中国加入WTO一年的时间里，仰融先生在美国控告中国辽宁省政府的华晨汽车案件就出现了。尽管中国辽宁省政府显示了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式，在美国法院第一次寄送法院传票的时候中国政府大义凛然地拒绝了，并通过外交发言人发表了“严正声明”，但在第二次美国外交照会中仍不得不接受了美国法院的传票。这使得中国地方政府不得不首次正视一个让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的局面，这就是中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不得不前往美国，接受美国法院的裁决和审判。这样的结果，也让众多的中国法律专家丢尽了脸面。就在不久前，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及WTO后的中国法律问题，曾惹得中国最高法院的高级法官对本人大发雷霆，当众破口大骂，指责本人无耻，造谣惑众，污蔑，别有用心攻击中国政府等等。而今天的仰融事件无疑是给了这些误国害民的法官和法律专家们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不知道这次仰融先生控告中国辽宁省政府的最后结果是什么，但我相信，仰融先生给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带来了一个丰碑式的先创。这就是中国加入WTO后的如何与国际法律接轨的问题，如何将政治问题经济化，司法化，国际化，让国际惯用法律约束并促进中国政治和司法改革。用外部的力量，国际社会的司法力量和经济压力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促进中国民主化。
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很多人抱有不同的认识，部分人感到悲观失望，也有部分人鼓吹暴力推翻，更有许多人寄希望于执政者的觉醒。作为一个华人，我不赞同暴力，但我也不赞成坐等希望，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是某个团体的利益，也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和义务，这是全体华人的责任。我们必须要参与，用一切合法的方式去争取，去抗争。当仰融先生在美国控告中国辽宁省政府时，很多人对中国可能面临着的巨额赔偿感到吃惊，更有人辱骂仰融先生贪得无厌，损害中国百姓的利益。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极为无知的，当个人的利益遭到损失的时候，政府的赔偿是责任，是对政府的惩罚。尽管仰融先生案件的未来不能确定，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仰融先生控告中国辽宁省政府的最后结果远不是中国辽宁省政府赔偿二十五亿美元可能解决的。仰融先生目前的控告只是全部诉讼的第一步。一旦目前的控告成立，并有判决结果。仰融先生作为企业的合法拥有人就可以进一步代表企业控告辽宁省政府，这时候辽宁省政府面临着的就不是对仰融先生个人的赔偿，而是对整个企业损失的赔偿。在未来更有可能会有持有该企业股票的海外投资人去控告辽宁省政府，这样一来，中国辽宁省政府所面临着的赔偿岂止是二十五亿美元，更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必然会使中国政府及中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是改革法律健全制度，实行民主制度还是为一党独裁支付巨额司法赔偿。
辽宁省政府的现象在整个中国不是个别的，仰融先生控告案件只是让其暴露出来。同样的是，目前仍然迷雾重重的杨斌案件同样有着在海外控告中国辽宁省政府的可能，只要中国不能实行法治，不能按照国际惯例而施行任何独裁统治，我们都可以在海外控告。我们不得不承认，仰融先生在美国控告中国政府已经为我们开闯了一个案例，一个可以改变中国法律制度的案例，一个可以促进中国政治改革的案例。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中国和香港对一些中国的私人企业家这样讲过：“不要认为你有了钱，有了政治官员的支持就可以保证你的私人财产，如果你想真正的保护自己，你就需要将你的企业在海外上市，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上市。这不仅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机会，更是保护自己私人财产的有效方式”。因为当一个私人企业在美国或海外国家上市之后，一切就要按照国际惯例进行，中国政府想没有任何根据逮捕你或没收你的私人财产时，你就可以根据上市企业所在国的法律抗争，至少当中国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