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9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向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湖南省人大代表汇报当年前11个月工作时披露，省检察院查办了厅级干部犯罪案件8人，排名第一的，就是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正厅级)受贿贪污案。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任市纪委书记以及主管纪委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期间，他是全国被查处的第一个地级市纪委书记。
《了望东方》独家采访了湖南省纪委、省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到常德与市纪委的同志座谈，并且来到他曾经担任县委书记大红大紫过的桃源县寻访，将一个真实的彭晋镛还原给读者。
民兵营长的影子：在地毯上吐痰
在常德，彭晋镛是人皆可评论但却难以真正道清说明的谜。
彭晋镛1947年生于常德县(今鼎城区)农村。彭晋镛一位高中同学向记者说，1963年到1966年，他和彭晋镛一起在常德县一中读书，同级不同班。“彭的学习成绩一般，名气不大”。
毕业后碰上了“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已经被废除。两个人都是常德县有名的民兵营长。彭晋镛当时留给他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民兵营长时，冬天搞农业生产，天气寒冷，他不止一次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贫下中农穿”。
1973年10月，彭晋镛入党。恢复高考后，他们先后考上常德师专，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81年大学毕业后，彭晋镛被分配到常德县五中教书。当时正逢蒿子港区选干部，他当上了党委宣传委员。1983年全国推行第一次机构改革，对干部选拔提出了“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的“三化”要求。有大学文凭的彭晋镛，从区宣传委员被破格提拔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这一年，彭晋镛36岁，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惑之年。彭晋镛从此一帆风顺，而且抓住了每一次机遇。1985年任县纪委书记。1988年，常德市撤地建市，扩充干部，彭晋镛调任市纪委副书记。
1990年，彭晋镛走马上任桃源县县委书记。在此之前，他曾经作为市纪委的工作队长在这个县的盘塘乡办点。桃源县域面积居全省第四位，是常德一个大县，把它交给彭来主政可以看出当时组织对他的重视和信任。
常德市不止一名了解彭晋镛的干部在接受《了望东方》采访时认为，彭的水平、素质和为人只适合当乡村干部，不适合委以市领导这样的重任。“组织部门把他提得太快了，拔得太高了，这也暴露了组织部门的选人问题。”
让很多常德人难忘的一件事是，彭下基层时帮农民洗脚，媒体以《农民的儿子》为题报道他。
另外一个细节则不同，纪委一位干部反映:“我跟他出差，在宾馆，多次看见他在地毯上吐痰，不讲卫生，也不爱护财物。”而查办此案的省检察院反贪局二处处长周庆文认为:“他是农民出身，农民式的善良在他身上越来越少，但农民式的狡黠、爱占小便宜的毛病，非常明显。”
“孺子牛”县委书记:诚朴其外，败絮其中
彭晋镛当县委书记时，湖南日报头版头条推出《桃花源里孺子牛－－记桃源县委书记彭晋镛勤政为民的事迹》。全文长达6000字左右。
这篇报道主要介绍了时任桃源县委书记彭晋镛的3件事情：
第一件事：彭晋镛14次进全县最贫困的乡芭茅洲访贫问苦，自己家却三次照不成一张“全家福”。第二件事：彭晋镛从不吹“泡泡”，干工作求真务实。在桃源工作4年多时间没有休过一个节假日，全县800多个村，他跑了600多个。第三件事:治水有功，经过两次艰苦的大会战，使大片良田得到有效保护。
1995年，罩着“全国百佳县委书记”光环的他荣升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在桃源，《了望东方》找到当年他任县委书记时的同事和部下，提出同一个问题:“当你第一次听说彭晋镛出事时是怎么想的？”答案几乎一样：奇怪，惊讶，怀疑。
王兆元却语出惊人:“彭晋镛出事，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这叫东窗事发。”彭当书记时，王身兼文化局长及文联主席两职。“我一路来是这样评价他：有句话叫‘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认为他是‘诚朴其外，败絮其中’。”王细细道来：
第一个问题是沽名钓誉。1991年下半年，当时桃花源风景区正在起步建设之中，我调到桃花源修复开发领导小组当副组长。有一次，组长临时通知我，彭书记下午来桃花源参加五柳湖大堤的挑土，我一听就比较反感。刘政同志主持敲定修复桃花源景区，市县领导都来了，他没参加;修复资金困难，我们找他不解决问题; 市委书记、市长一般是一周到半月就来桃花源一次，看建设进度，他来桃花源比领导要少一半。第二天县电视台的新闻播出来了，“县委书记重视桃花源建设亲自挑土”。
第二个问题是心胸狭窄。随着桃花源风景区建设的加快，我和组长对外接触的机会多了。有一次他到桃花源来，我和组长陪同上山，他忽然发话，你们“两王”(组长和我同姓王)现在是新闻人物，比我们县委出名多了。
第三个问题是势利眼。1992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一批书画家到桃花源现场作画、写字，非常热闹，我们请县领导参加。他发现一个人字写得很漂亮，以为是省里的书法家，非常热情地拍他的肩膀索字。后来从我这里了解到，这个人是县中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闻名全国的书法家)，态度就变了。第二天晚上，这位老师客客气气给他送字，他正在家里看电视，既不起身，又不倒茶，丢了一句“要得，你给我放在桌子上面”，就不睬人家了。
“彭分等看人，你不碍他的事，他对你非常客气；再就是如果不在一起共事，就难有深的了解，我经常跟他打交道，和群众接触比较多，所以对他的事知道的多。县里很多干部群众只看到他的外表，而我看到内在。”
市纪委书记的“绝对权力”
1995年11月－2001年10月，彭晋镛担任中共常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01年11月至2002年7月担任中共常德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
权力地位高了以后，随着监督越来越缺乏，品质上的问题推动着他跨越党纪国法的“红线”。
1998年，彭晋镛提出将收取的市属18个单位的清房罚没款201.93万元留市纪委开支，其他几位副书记没有提出异议。“备用金”是彭晋镛自己取的名字。
2000年初，按照省纪委的要求，市里开展收支两条线清理工作，所收罚没款都要如实上缴。彭晋镛说，这种事现在很普遍，不止纪委一家。彭表示要论责任，他是一把手，出了问题他负责。其他副书记见彭态度坚决，自然也不提出异议。
2000年4月14日，具体经管这笔钱的办公室副主任工作异动，与彭晋镛提拔重用的办公室副主任徐友谊进行了交接。此后，余额130万元由彭晋镛直接管理，徐友谊具体经办。彭交待徐，“备用金”的开支必须经他同意，否则任何人无权动用和开支。此后，每年由他和徐两人凭开支票据分类列表“核算”，向书记办公会口头通报。实际操作中，“备用金”的支出情况及余额只有彭和徐两人清楚。
彭晋镛问题的出现，既有他自身的责任，也有体制上的弊端。已退休的常德市纪委监督局长谢春开对此评论说：“对彭不是监控不力，而是失去监督。”
常德市纪委、市委多名干部向《了望东方》反映，彭不把市委其他领导放在眼里。对其他副书记、常委表现出既不尊重别人，有些需要配合的事也不配合。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彭对一把手毕恭毕敬。一把手打的招呼，坚决照办，不打折扣。一位市委负责人说，在市委常委会上，只要一把手眼神动一下，他就忙得团团转。
市委助理巡视员张正钧说：“实际上现在对一把手是失控的，没有人敢监督，也监督不了。一把手自己思想稍微歪一点，什么问题都会出。现在查处了一些一把手的问题，往往要么是窝里斗，要么是突发的意外事件带出来的。很多官员的问题，不都是‘小偷’偷出来的吗？一把手都是上面任命的，不是群众公选的。他只对上面负责，除非这个人臭名昭著，否则很难监督处理。”
记者与一些党政干部交流，请教对监督部门如何加强监督的看法，总能得到热烈的回应。一些县市区的纪委，在人们的印象中本来是“清水衙门”，但是由于罚没款按比例返还，纪委成了工资外待遇比较好的部门。一位县委书记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像纪委、检察这样监督别人的部门，在县里面可以说难得有人管得了，这种现象应该值得高度关注!”
一位检察官对记者作了一个比较:检察部门查案有个定罪标准，比如说涉嫌贪污多少钱才能够查，纪检没有，或者说标准很低;检察部门查案有完整程序，环环相扣，比较透明，如果办错了，就要国家赔偿，而纪检部门则没有；检察院有人大、纪委和政法委监督，检察机关内部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纪委找谈话。”他所属的检察院几个干部，就是纪检组查下来的，但纪委呢，除了上级纪委，可以说失去了监督。
案发之后，彭晋镛在向省纪委写的检查中说，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本人放松世界观的改造外，还在于:“自己是搞纪检监督工作的，又是市纪委的一把手，没有人敢于监督我。想说不敢说，有意见不敢提，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身边少数工作人员素质不高，为了得我的好感，从来不说一个‘不’字，也帮了我的倒忙。受到组织的查处后，有些情况和问题，我才恍然大悟。”
记者在常德市纪委采访时，多名干部说起彭对纪委的控制，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一部电视连续剧的片名：“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彭晋镛身上再一次得到了充分演绎。
才下权力巅峰，又上贪婪顶峰
2001年底，常德市工商银行姜全贵收受他人3.9万元的财物后，觉得对方不可靠，即以化名“宁洁”邮寄给市纪委书记彭晋镛。彭开始以为有人想陷害他，要办公室去查清这笔钱的来历。过了年后，他见没有什么动静，便称这是广东一个亲戚托他在常德办事寄来的，取出来揣入自己腰包。
为了刮钱，彭晋镛没事找事。他患了血吸虫病，年年住院，看望他的人送礼，来者不拒。外孙过3岁生日，两口子在华天大酒店备酒，通过司机传话给纪委的干部。
2002年，彭晋镛的母亲去世，请人帮忙的9000多元钱丧葬费用，在公款里面开销了。
?002年，彭晋镛走下了权力的巅峰，同时又爬上了贪婪的高峰。然而丧钟已经敲响了。
2002年10月初，市纪委主要领导调整已经明确。彭即将调离纪委。彭晋镛在纪委两次召开书记碰头会，通报“备用金”的使用情况，称余额在60万元。彭再次强调，“备用金”开支每张单据都是经过他严格审核的。
2002年12月初，徐友谊跟着彭晋镛调任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徐办理工作移交时未交“备用金”收支票据，徐称“备用金”已无余额。市纪委几位书记对徐进行耐心教育，要求徐交出账目和票据。彭找到市纪委一位副书记，称“备用金”的开支“只交数，不交账，开支情况我都审核过的”。
迫于无奈之下，经彭晋镛允许后，徐于2002年12月14日向市纪委交出了由彭签字审核的“备用金”支出项目表及相关原始票据。经查，由彭晋镛和徐友谊具体负责经办的“备用金”总额为138.06万元。实际支出情况是：市纪委集体开支46万余元，上交财政60 万元，彭个人报账22万元，彭个人借款10万元，结余100元。
2003年1月，根据省纪委领导的批示，省纪委组成调查组对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核实。2003年1月 29日，中共湖南省委同意对彭立案调查并停职检查。“五一”前夕，省检察院正式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办案人员还初步查到了彭涉嫌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不明的情况。
省纪委三处副处长李建成是省纪委派出的彭晋镛案调查组组长，他告诉记者，彭晋镛在北京购有两套住宅，价值达 300余万元，这一点引起了纪委办案人员的疑问。办案人员通过调查排除了其家族亲属赞助的可能性后，将资金来源放在受到彭恩惠的党员领导干部、国企和民企经营者身上。
在常德，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乐于帮人，而且说话算数。要想升迁或者解决问题，找彭晋镛管用。在常委会上讨论人事时，你买我的账，他就拿开本子，说这个人如何如何好;你不买我的账，就拿开本子，说这个人正被举报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这个人自然就被搁下来。
彭晋镛以收钱的多少决定亲近程度，以亲近程度决定对干部说话的轻重。据办案人员介绍:一个私营业主想弄个市政协常委，找到彭，彭说要得，我家里缺钱，你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一下借了10多万，说要打借条，实际上也没打，这个人的常委也当上了。
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耒献明告诉记者，经查，彭向别人开口借20万元。此人说，我手上没钱，从区财政借20万元给你，彭说不行。此人说，那我从其他单位借，彭又说不行。此人最后找一个建筑老板拿了20万元，彭这才收下这笔钱。
一向聪明谨慎的彭，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在“作案”手段上为什么犯这样愚昧的错误，关键是三种心态左右了彭晋镛。
一是“船到码头车到岸”。
2001年，彭晋镛由市纪委书记转任市委副书记，主管纪委的同时主管政法，当时到了权力的巅峰，人家笑他“党纪国法一肩挑”。而他自己也感觉仕途已经到头了，开始考虑个人问题就多一些。通过查“备用金”的账就可以看出，任市委副书记以前，他基本上没怎么动，真正动用主要是去年班子换届前。
二是有恃无恐。
为什么他挥霍“备用金”有恃无恐？办案人员分析他是这样的心理：“我报一点，吃一点，没人查，都是这个风气；再则，我毕竟是市领导，没人来查我。”
常德市委和省纪委对此案的查处特别坚决，省委副书记孙载夫说: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因为是纪委的问题就不查。省委主要领导对此案的查处也是态度鲜明。
彭晋镛案发后，常德全城沸腾，消息传到长沙，谣称彭晋镛一案带出了50多个处级以上干部。事实是，彭晋镛案带出常德市委副秘书长、武陵区区长、市工商银行副行长、市农业银行副行长、市国土局储备中心主任等5名处级干部涉嫌受贿总额近300万元的5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常德长期徘徊不前的反腐形势为之一变。
三是安排“后事”。
为福荫子孙而聚敛私财的心理，在彭晋镛身上表现突出。他把涉嫌非法得来的钱花在了儿女身上。一部分用在女儿留学，大部分用于在北京买房。
有一套是1万元钱1平方米，一共花了196万元。2002年年底，他在北京大学附中附近，又准备买一套100多万元的房子，预付几十万元。常德市的干部分析说，彭打算自己老两口退休后到北京居住，把房子买到北大附近，便于将来小孩子上大学，彭真可谓用心良苦。彭有两女一子，二女儿和儿子都是大学生，儿子在外地工作，女儿在外国留学。省纪委查处案子后，彭一再请求不要难为他的儿女，自己会如实交待问题。
了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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