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尴尬
我知道史良其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前夕，我还是个15岁的初涉人世的农村少年，身处穷乡僻壤，知识很闭塞。偶尔看到一本关于《救国会七君子》的书。鼓吹救亡图存，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关在苏州监狱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书中收集了七君子的申明和20多名大律师的抗辩，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使少年的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书中还收入七君子在狱中的生活照片，美髯公沈老在狱中练太极拳的的威武不屈的形象，令我肃然起敬。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读完章怡和女士这篇约15000字的长篇，使我怅然若失。当年这位令我景仰的“民主斗士”，却沦为装饰“民主”的傀儡！充当“引蛇出洞”的打手！耸立在我心目中60年的这位自由女神的偶像轰然坍塌。但冷静想想，也不能过苛地责备史良，这是时代的悲剧。
自古以来，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知识分子就是一个不能独立存在的弱势群体，笔杆子斗不过枪杆子已是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也斗不过拿枪的冒牌假马克思。毛泽东的《皮毛说》只是重复了古人的见解。知识分子只能存在于群雄争霸的夹缝中。“百家争鸣”只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代。梁启超，萘元培这些大儒只能驰骋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一旦天下霸权定于一尊，知识分子就只能是依附在他这张皮上的毛。统治者需要的是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知识分子，对那些“不三不四”的知识分子，说坑就坑，说阉就阉。说什么“孔子着春秋，使乱臣贼子惧”啦，什么“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国”啦，什么“太史简”“董狐笔”啦，哪有那么牛气！不过是知识分子自吹自擂罢了。在抗日救亡，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曾显示出凛然正气，铮铮铁骨。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救国会七君子》；《李闻惨案》；《较场口事件》；《反饥饿，反内战》中的《下关事件》；反美的《沈崇事件》等反蒋爱国运动，著名知识分子都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成为进步的旗帜。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国共逐鹿中华大地，他们精神上找到了个阿基米德支点。老百姓有首顺口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投八路”，反映了其叛逆性，也透露其先天的依附性。此时，共产党尚弱小，但它已成为受压迫人们的精神支柱。那些著名的“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文学艺术家，著名学者大师等）之所以一身正气，满腔热血，其精神支柱也基于此。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彻底覆灭，共产党终成大业。那个“阿基米德平衡”一旦倾覆，这些“民主人士”就只能接受毛泽东的《皮毛说》，成为依附在共产党这张皮上的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其中都有“民主”二字。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一个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康生的解释是：“民主集中制，集中是主要的，民主不过是一个形容词而已”(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而“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这个概念是不确定的，你“老老实实”，就给你民主；你乱说乱动，就专你的政。这是多次运动所证实了的。
“民主人士”们满怀着胜利的喜悦进入新中国。此时，毛泽东在七大上向党内发出指示：“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见《李锐访谈》，载《五柳村》)。其斗争的策略是“团结，利用。改造”。“改造”是渐进式的。（很多人听说过这个比喻：把一只青蛙扔到热水锅里，它马上就会跳出来；但如果把青蛙放到凉水锅里，慢慢将水烧热，它就不会往外跳。等青蛙再想跳时，已无能为力了。）
首先，把这些人安排在各种名义的官办组织里（民间结社是绝对禁止的），圈养起来，接受改造。给一个荣誉官衔，享受高级官员的物质待遇。每个组织都派共产党员贯彻党的领导，实权就操纵在这位共产党员之手，这就是所谓的“互相监督”（例如民盟的主席是张澜，副主席有沈钧儒、史良、章伯钧，而实际是民盟副主席-共产党员胡愈之一手操纵－－见《史良侧影》）。
改造“民主人士”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学习，学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学共产党的文件。这些“民主人士”都是读书破万卷的学者，而在这里一篇简短的文件却要反复学习，反复讨论，反复体会，不厌其烦，以磨掉你的棱角。这就像古代伊斯兰初创时期的“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宝剑”。
再就是写自传，一遍，两遍，三遍，五遍的写。交待历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过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把人情，亲情，友情批成反动的人性论，把个人奋斗，个人尊严批成反动的个人主义。一律批倒批臭。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开会“帮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装进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巴金在他的《说真话》中说：“我是认罪服罪的”。
名人们还要写些阿时附世的文章，写些图解政治的文学作品，或修改过去的旧作，添个革命的尾巴。名家们都否定了自己，把全部精力用于“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致使半个世纪的文学史一片空白，没有出过像《阿Q正传》《骆驼祥子》《子夜》《雷雨》等传世之作。
最可怕最痛苦的是揭发，批判。1953年毛泽东狠批梁漱溟。在政协大会的公开场合，毛指着梁的鼻子，居高临下，霸气十足，横蛮无理，臭骂一顿。使梁无地自容，毛也有失“伟人”风度（参见《毛选》第五卷）。这是对这批大知识分子的“杀威棒”。郭沫若指斥沈从文为“反动文人”，逼得这位文学巨匠想割腕自尽。从此折笔改行，脱离尘世，躲进故宫，以研究古代服饰以避风雨。但他仍逃不脱“批判靶子”的命运，其中，最历害的是常和沈来往的画家范增。文革中范无中生有，揭发沈一百多条莫须有的“罪状”，致使沈在劫难逃，揪入牛棚。胡风的万言书，开头就批朱光潜，把他上纲到“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还有，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干；萧干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史良批章罗；吴晗更是批“章罗联盟”的积极分子；后胡风被钦定“反革命集团”的头目后，名人学者闻风而动，万炮齐轰，衮衮诸公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吕荧不识时务，敢于唱反调，终被关入大牢。……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可编一本《二世世纪名人混战大全》。有一首民谣：“今天你整我，明天他整你。螳螂欲捕蝉，黄雀在其后。且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到文革横扫一切，“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多干净”。连以整人为专职的周扬也被扫入秦城监狱，成为最后一名殉葬者。
灵魂的畸变
知识分子经历了长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后，关节都错位了。生存哲学降到道德的底线以下。从“士可杀不可侮”跌到“士既可侮也可杀”；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跌到“好死不如孬活着”。他们逆来顺受，阿谀逢迎，造神者提出“三忠于，四无限”（“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大名家进一步发挥：“相信毛主席要信到迷信的程度；忠于毛主席要忠到愚忠的程度”。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但不知顾老先生活到今日他会怎么样？
在这种外加压，内攻心的双重煎熬中，名人也有不少自杀的。这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来就悲痛欲绝。现在人们为景仰死者，激励来者，都称他们是“以死抗争”。其实死者并没有抗，也没有争，只是想当“驯服工具”而不可得，委曲求活而无法活下去，只得一死了之。请读读一些死者的遗书吧：
文革中，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夫妇服毒自杀，在翦的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鲁南信息港》2001-12-06）
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服毒自杀。傅的遗书是：“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干干净净的傅雷》－－刘水清 载品味网）
邓拓的的遗书是“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对他妻儿的遗书写道：“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之死》－－摘自《炎黄春秋》第9期）
革命元勋李立三自杀，留下的字条是：“敬爱的毛主席！我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了”（出处未记）
彭德怀病死狱中，他的遭遇也够凄凉的。
1965年彭曾向毛作了三条保证：1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当反革命；2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3今后工作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1965年9月，彭被派往西南区工作。同年月12月被造反派揪回北京。
彭给毛写过几次信。1967年元旦，给毛写了最后一封信。
“主席：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3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
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 日”
1967年9 月17日，专案组建议：永远开除彭德怀出党，判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含恨去世。骨灰运回四川，谎称王川，32岁，成都人。（《彭大将军脑庥觥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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