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他本人和其他一些专家受国家发改委委托，正在承担一些国家5年规划研究课题。
二是国务院领导对他们提交的国情报告（建言献策）有数十次批示，他本人曾先后四次参加两任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先后两次参加了最高层次的廉政建设座谈会， 2003年春天他在《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文中提出的9点建议陆续被采纳。他由此得出了夸张的结论：“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让这些知识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与马寅初等老一代学者的经历不同，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时代的机会。” “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这些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舆论的日益开放。”
这些美好的词汇一串串从他的口中吐出，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仿佛中国真的迎来了一个民主化的春天。可惜这些美丽肥皂泡在阳光下转眼就变得无影无踪。红极一时的胡鞍钢显然就是他自己口中“建言献策的智者”，他不但有“最新的知识”，而且实现了“知识本土化”，所以他为自己赶上了这样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喜不自禁，他为领导决策问计于他而心花怒放，只是他还有点羞羞答答、扭扭捏捏，所以他要来一句“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作为遮掩。实际上，对他而言，所谓“决策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根本不是什么“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民”，而是“从领导决策到问计于我”。这个“我”当然也不一定是他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那个如鱼得水的幕僚群体。这样的问计自古皆有，不独今天，又谈何“重大变化”？
如果真的要问计于民，那就应该无条件地允许普通公民（而不是极少数像胡鞍钢那样有通天之能的特殊公民）在任何媒体公开表达意见（而不是停留在帝制时代的“上书”、“递折子”），不仅允许他们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也允许他们对政府错误决策的批评，哪怕是对正确决策提出质疑，正确的东西是不怕质疑、而且经得起质疑的。由于中国眼下的媒体都是官办的，要真正做到 “问计于民”，第一步就得开放舆论，以立法形式确立并保障民间创办媒体的自由，把宪法赋予公民的这一权利还给公民。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谈得上“问计于民”，在朝者才有可能真正听到不同的声音，一个决策在出台前会受到方方面面、不同利益阶层的质疑、批评，在出台后更要接受现实的考验、民意的臧否。没有民办媒体这个现代文明条件下不可或缺的平台，在朝者的“问计于民”充其量只不过是问计于胡鞍钢这样的幕僚罢了。
幕僚的作用当然并不都是负面的，而且我也不否认幕僚一般都有专门知识，甚至可能是“最新的知识”，在某个专业领域占有许多资料，了解许多情况，他们饱读专业经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洋洋洒洒，出谋划策，无所不能。但是由于其角色的特殊性，地位的暧昧性决定了其进退荣辱都将取决于是否能取悦在朝者，由此他在进言时便会不言而喻地考虑自身的处境、前程之类，要想做到直言无忌本已很难，加上每个人知识、见识、思想、眼光等的局限性，他们的建议、意见便有了许多的水份。
“问计于幕僚”从来都是在朝者的优先选择，历史悠久的中国更是一个幕僚文化特别深厚的国家，哪个朝代没有几个谋臣策士，有哪个皇上不问计于幕僚，这决不是什么新鲜事。胡鞍钢却以以此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乃至自比马寅初，真有点不知廉耻。马寅初以“人口论”闯祸，即使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1959年，他还在《新观察》公开发表他的“挑战书”：“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他是个真正具有独立人格、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决不是以做幕僚为荣的胡鞍钢之类所能攀附的。
中国的幕僚不同于文明国度的智囊，因为前者依附于权势，以权势的是非为是非，看权势的眼色行事的，一句话，不需要自身的独立人格，更不许有独立人格，只是“学得文武艺，卖得帝王家”，只是知识为王者所用而已。其服务对象并不是天下苍生、万物黎民，而是视天下为囊中物、视万民为刍狗的一人或极少数高居金字塔顶端的人。而后者首先要有独立人格，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其服务对象表面上也是政府，是总统、内阁或议会，因为所有的这些职位、机构都将随民意而进退，其权力受到明确的限制，智囊团名为他们服务，实际上是为所有民众服务，他们无须向暂时掌握权力的公民卑躬屈膝，而是根据自己的独立研究、独立判断作出自己的抉择。
胡鞍钢的得意让我想到另一位同样得意、同样大红大紫、在许多城市担任着文化顾问的余秋雨。如果说前者是经济幕僚、国策幕僚，那么余秋雨就是文化幕僚。前几天，余在杭州面对一群富人大肆涂抹了一番经济和文化的口红，他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且不无得意地说，他这个“独立知识分子”从来不“骂”政府，即使“在海外演讲时也说政府的好话”，并且说这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好一个以“说政府好话”为荣的知识分子。这不止是对“独立”一词的玷污，也是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强奸。从余秋雨自封“独立知识分子”到胡鞍钢自比马寅初，形形色色的幕僚们在舞台上无所顾忌的表演，最好不过地证明了“问计于民”的时代还处在历史的地平线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