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在谈话中共有六次提到中国有十三亿人口。12月7日在纽约接见侨界代表讲话，又一次提到十三亿的问题。温家宝讲出一段名言：在中国，“多么小的问题，只要乘以十三亿，就是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只要除以十三亿，就会变成很小的数目。”
温家宝的乘除法很奇怪，为什么对“问题”就要用乘法，对“经济量”就要用除法呢？我们完全也可以反过来做乘除法嘛。我们完全可以说，因为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再小的经济量，只要乘以十三亿，就会变得很大很大；再大的问题，只要除以十三亿，就会变得很小很小。其实，温家宝自己也常常反过来做乘除法，譬如说温家宝宣称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很快，现在已经占全世界第二位。为什么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得这么快？是中国人修建高速公路的本事特别大吗？不是。是中国的人特别多，每个人只要为修建高速公路出一点点力，乘以十三亿，其总量就相当可观了。众所周知，和台湾相比，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都落后许多，但就是因为大陆大，大陆的人口是台湾的五十倍，所以大陆的综合国力就比台湾还要强，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都是反过来用乘法的结果。
但是，温家宝强调十三亿，是有另外的目的。温家宝是想说明，因为中国的人太多，所以很多事情都不好办。按照温家宝，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展，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中国的地区差异非常大，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中国的民主迟迟不起步，也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看来，温家宝的观点和毛泽东正好相反。毛泽东认为人多好办事，温家宝则认为人多难办事。乍一看去，这两种观点各有各的道理。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乘除法。
温家宝是中国的大管家，他是从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角度谈人口多少的利弊的。依据管理学，任何管理都有个适当规模的问题。一个国家，人太少了不好，人太多了也不好。中国的人口有十三亿，无论如何，那确实是太多了。所以温家宝的说法并不完全是强词夺理。但是我们要反问温家宝一句话：谁要你管十三亿呢？既然十三亿不好管管不好，为什么不分成七块八块呢？毕竟，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而不是人民为国家而存在。怎样做对人民有利就该怎样去做。国家太大了管不好，就该把国家分小点。你一个总理管十三亿人，力不从心，同时必然有很多仁人志士被压制被埋没，无法施展自己的管理才能。两败俱伤，何苦来哉？－－除非是你权欲熏心，唯恐自己管的人还不够多。
我倒并不是主张中国非分裂不可。我强调的是中国实行的中央集权制或曰单一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适合中国有十三亿人口这一基本国情。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听说中共当局最近有意要把现有的三十个省（包括直辖市和自治区）改成六十个省，以便于管理。但问题是，只要中国还继续实行中央集权制或单一制，增加省份的编制就不会有多大意义。关键是要加强地方的自主性和自治权。省一级的官员要当地人民自己选出，而不再靠中央任免。美国就是联邦制，美国宪法就对联邦政府和各个州的政府的权力作出明确划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各的权力来源，彼此独立。
当然，要把中国改成联邦制，涉及的问题还很多，限于篇幅，兹不详论。我这里强调的是，中国人多不能构成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相反，它正好证明改革的必要。民主制联邦制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
“乡愁”一说不妥
在纽约侨学界座谈会上，温家宝谈及台湾问题时说，“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最大的国殇，是最大的乡愁”。从上下文看，温家宝所说的乡愁，应是指大陆人对台湾的思念之情，指大陆人渴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但乡愁的本意是指游子对家乡故土的思念。乡愁是单向的。我们想家乡叫乡愁，家乡想我们不叫乡愁。如果你把大陆视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或母体，把台湾视为中国文化的边陲或子体，那末，台湾人渴望回归大陆叫乡愁，但大陆人渴望台湾回归则不叫乡愁。乡愁就是对回归的渴望。你可以说台湾回归大陆，但是你不可以说大陆回归台湾。你可以说“中国是台湾最深的乡愁”（至于说如今的台湾人有多少怀有这份乡愁，另当别论），但是你不可以说“台湾是中国最深的乡愁”。
有关温家宝的一则小道消息
网上读到有关温家宝的一则小道消息：
话说“十六大”之后，温家宝第一站到了贵州，提出去穷困的地方看看，于是到了一个最穷的地方。当地按惯例安排，地方长官陪同，前方专车引路，温家宝表情平和，不作声响，一副温文之状。至半路，温突叫停车，说下去看看，结果，预先安排的典型没有看，温家宝了解了不少实际情况。整个调查期间温家宝三次叫停，每一次都是头也不回地走进未经“安排”的老乡家里或田间地头，令地方长官尴尬不已。
据说，不少人读到这则消息后，都对温总理赞叹不已。当然，温家宝能深入基层，不为官样文章所惑，称得上精明强干。但是略一思考，不能不引起我们更深的忧虑。当今中国官场，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早已蔚然成风，更是制度使然。身为总理，温家宝本该推行政治改革，以求治本之效；倘若自囿于旧体制，只凭一点小精明，又能有多大意义呢？
我们还应该继续深入思考下去。如众所知，专制统治者需要建造一个庞大的谎言系统，用以欺骗人民，控制人民；但与此同时，统治者又必须使自己洞察一切，免于被自己一手造成的谎言所遮蔽。精心制造信息的不对称是极权统治的看家法宝。在《一九八四年》里，每个房间都装有一部闭路电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处在“老大哥”的监视之下。“老大哥”能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我们谁也不能看到“老大哥”－－除了他公开作秀。我们彼此也不能在“老大哥”的监视之外互相看见。这当然是极权社会的理想状态。现实的极权社会总不可能如此完美。首先一条，国家大，最高领导人自己根本看不过来，管不过来。因此他们不得不任命各级官员充当耳目代为查看，他们自己则依赖于下面的汇报了解全局。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有可能被自己任命的下级官员所欺骗。于是就有了许许多多微服私访的故事，有了像温家宝“突叫停车”，“头也不回地走进未经安排的老乡家里或田间地头”的美谈。
应当看到，像微服私访，“突叫停车”一类故事，多半是专制社会的产物，封闭社会的产物（“微服私访”还常常是影视传播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开放社会，在民主社会，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有反对党，各级政府的错误缺失你想看不见都不行，哪里还用得着你费那一番心计？
问题是，如果温家宝竟然不明白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宝贵价值和伟大意义，那是他无知；我们应该开导他。如果他分明懂得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仍然拒绝开放言论开放新闻，热衷于使统治者自己明察秋毫而同时让人民蒙在鼓里，那就是罪恶；那就绝不应当称赞，而必须坚决批判，坚决反对。
侨学界的赞美令人啼笑皆非
温家宝飞离纽约后，此间某些中文报纸登出不少赞温的言论。我相信这些言论都是出自真诚，唯其如此，读来更令人啼笑皆非。
报上写道：“许多人说，近年来参加过几次欢迎国家领导人队伍，但他们从来没有下车与民众握手致意过，单就这一点就说明温家宝是‘好总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200多名学生，也表示‘以前从来没有一个总理会从下榻的饭店走出来，因此我们对他的亲民作风印象很深刻。’”“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梁冠军说：‘温家宝这次来能够亲自走下来跟我们握手打招呼，感谢我们，我们觉得很高兴，很突然，因为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这是第一次总理走到街上和我们握手。’”
你难道不觉得这些赞扬的话听上去更像是讽刺吗？因为在民主国家，领导人走出饭店和群众见面，下车和群众握手，实在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群众绝不会因此就感动，就受宠若惊的。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不出来和群众见面握手才是特例，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群众是不会原谅的。如果说温家宝肯下车和群众握手致意，“单就这一点就说明温家宝是‘好总理’”，那么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岂不个个都成了圣人？标准未免也太低了嘛。亏得说这些话的人还都在民主社会里生活过很多年，照理说耳濡目染，早就该有平等观念，早就该对政府领导人和群众平等交往甚至取悦群众的表现习以为常，见惯不经了，怎么还能因为温家宝的一次下车握手就大动感情，就赞不绝口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自轻自贱了？
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些侨学界人士对温家宝的赞美之词理解为间接的批评，理解为对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批评，理解为对整个共产党统治方式的不满；以前不敢公开说出来，这次有感而发，脱口而出，本心是给领导唱赞歌，殊不知无意间却暴露了他们多年来对领导的怨气。其实，所谓亲共者，打心眼里对共产党领导人的评价都是很低的。因为评价很低，期待也很低，所以一遇到只不过刚刚及格的表现就感到意外的惊喜。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