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是人类历史中的偶然事件，这种事件在人类的历史中很多很多。历史中的政变都是攫取权力，格鲁吉亚的政变是人民收回权力。历史中的政变是统治者与统治者的事，格鲁吉亚的政变是人民和统治者的事。当统治者的权力受到觊觎时，政变就会发生。有时候，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思索，抵得过一百种政治理论。尤其在人民已经不信任她的统治者的能力的时候，尤其在人民已经怀疑她的统治者的合法性的时候，与其犹犹豫豫、一筹莫展，并最终放弃良好的理性和愿望时，更是如此。
格鲁吉亚曾经有过苏联共产党几十年专制的历史，且是世界级、历史级专制主义顶级人物斯大林的故乡。但苏联解体以后，格鲁吉亚人民没有在自己神圣的土地上继续专制主义，没有因这个鞋匠的儿子的专制、残忍、暴戾达极权力顶峰而无端的自豪和炫耀，象儿子炫耀父亲一样。格鲁吉亚人民没有“格鲁吉亚出了个斯大林”的狂然和忘乎所以，格鲁吉亚人民就是人民自己，而不是专制者和独裁者的附属物和实验工具。苏联解体以后，格鲁吉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有了人民参与制定的宪法。她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斌予这个国家独立的有功之臣的总统权力，并赋予了一次、二次、三次。在第三次的中途，他们怀疑了，需要收回自己的权力，于是，他们用抗议和示威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怀疑。他们成功了：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了，赋出去的权力又回到主人这里。
一场政变就这样完成了。
政变的当事者是反对派及民众、总统、军队三方，三方都在政变过程中保持了克制，设有让事态向流血跨越哪怕微小的一步。这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厌恶和憎恨流血、镇压的政变文化。这种政变文化植根于更深一层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尊重自己、尊重他人、尊重秩序、尊重法律。还有一层就是“对超验的敬畏和尊重，没有这种敬畏和尊重就会导致对一切的不尊重”（捷克总统哈维尔语）。换一个视角，这是一种有别于镇压示威者的政变文化，是一种有别于“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文化，是一种“使得政治成为不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职业”（刘军宁）的自由民主文化。（当然，我这里阐述的是自由民主，而不是其他种类民主。同样，我关注的是不流血政变，政变以后的政府是否比政变前更好，不在此关注。）
在这次政变中，当事者三方的立场是这样的：首先，反对派及其民众进入议会大厅后，克制了制造暴力事端的狂热。其次，是总统：“我没有命令军队采取行动，因为我清楚镇压示威者将会导致流血。”最后，是军队，她的一位司令官的声明称：“如果谢瓦尔德纳泽命令我镇压抗议群众，我将公开‘抗旨’，我不会把枪口对准格鲁吉亚人民。”想一想，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反对派及民众，这样的总统，这样的军队，她还能再向上帝祈求得到什么？
格鲁吉亚是个信奉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国家（不是官方意义）。该宗教对于社会政治的意义，在于有一个超验的维度，这个维度融构了人的社会责任感和自尊自重。人类历史也实证了这一超验维度必不可少，实证了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里，有超验维度和没有超验维度的社会政治灾难的性质和程度的差异，有无超验维度融构的民族、社会精神是不同的，格鲁吉亚能够在历经苏共几十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专制后，又回复其具有超验维度精神文化，在这一次不流血政变中得到了当然的凸显。
当然，格鲁吉亚这次不流血政变有相当的制度因素。她有一部好的宪法：“1、对民众的保护（它带来了自由的人民）。2、民众的权力（它带来了坚持己见的人民）。”（萨托利）但即使是最好的制度和最好的宪法，也需政变行为者的行为支撑，况且，格鲁吉亚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国家。这样，这些政变的当事者对于流血政变的理解和拒绝就显得特别重要。
该政变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的事实，还有政变文化产品的意义。它可以被研究、被认识、被输出、被享用、被仿效。它对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民主化进程，唤起的是被迫害和流血的记忆和比较，并从记忆和比较中获得希望和希望的能力。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冲击着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社会层面，从统治者到民众，从思想到政治现实，是国家都不能幸免。但它最终冲击的是个人，是支撑政治制度的个体的政治辨识、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一当这个基础层面改变，赖以建立其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就得重新构建。
当然，当前的民主制度尽管是人类迄今最不太坏的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但她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归宿，她只是人类继续前行中较专制为好的制度，她只是一个过程，她的历史表达式是：－－专制－－民主－－民主后－－
尽管如此，民主对于尚处于专制（不管哪种形式的专制）下的国家和民族，依然是一个非经历不可的历史过程。历史证明，经历过民主与否的国家和人民，其尊重自己和爱好和平的能力是有霄壤之别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格鲁吉亚不流血政变的意义。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型，历来只有造反、起义、战争等几种形式，每一种形式都要以流血为代价。人类终将告别流血的 政治。如果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是历史的必然，不流血政变就是这必然中的偶然。这就是格鲁吉亚不流血政变的意义。
公元2003年11月30日
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