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一点半，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按摩院，以为按摩可以治好。
医生并不给我按摩，而是先检查。他查看了我的两条腿，一会儿让我仰卧高抬腿，一会儿又让我俯卧，检查我的腰脊。医生还把我的脚趾头掰开，检查我是否有脚气。过后我听到他打电话找主任说，他没见过这样的症状，左腿软硬正常，右小腿腿肚子硬得像铁块儿。
主任来检查。他让我屈膝，伸腿，让我俯卧检查脊椎，也掰开我的脚趾检查脚气。最后他说：“你这是静脉曲张，看你的袜子把腿都勒成什么了！静脉曲张已经造成了血栓。”
他严肃地嘱咐我说：“你应该立即做CT检查静脉。我们医院没有这类设备。你赶快去大医院。你这病，轻则输液，重则手术。别耽误。”我觉得这里的医生和这家医院倒是很负责的。
下午3点多，我给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去电话请教，他说应该挂城东一大医院的血管外科。
这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人们都知道，“三级甲等”意味着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和诊疗水准。在一天的时间里，我“转战”了三家三甲医院，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最好”。
“不安网子，溶栓和手术都免谈”
9月24日，我夜里醒来就觉得右腿疼，5点就起床了。7点半我爱人陪我打车去北京城东这家三级甲等医院，挂好了血管外科的号。
在候诊室，我们坐了好一阵，一个男医生终于来了。他只听我叙述，根本没给我检查，连我的腿都没看一眼，就开了一张做超声波检查的单子说：“先去检查。”
我们交费后到超声检查的地方，被护士告知，做下肢超声波检查必须等下午。疏通了好久，终于破例给我做了超声波检查。我们再返回男医生那里，他看了检查报告说：“应该化血栓或做手术，但都必须先安个网子，免得血栓移动到肺部造成肺栓塞，肺栓塞有生命危险。”
他又说：“安网子要1万元。如果不安网子，就免谈化血栓和手术。化血栓或手术都必须住院，因为要严密观察，可我们科现在没有病床。”我问他，那怎么办？
他说：“如果要输液化血栓，超过48小时就化不开了。你现在已经超过24小时了，去别的医院看看吧。”我一个当医生的亲戚，建议我去另外一家有血管外科的三级甲等医院看看有没有病床。
我们冒雨打车到了第二家三级甲等医院，此时是上午10点半。而这家医院的血管外科要下午才有门诊，中午12点半开始挂号。听那些排队挂号的人说，挂血管外科专家号的人，是半夜4点来排队的，就住在医院附近的小旅馆。队伍里正在为是否有人插队发生争执。挂专家号的队伍已经很长很长了，我们是没希望挂上的。终于在1点多钟，挂上了血管外科的普通号。
在血管外科诊室门外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一个男医生给我检查。他只听了我的自述，让我撩开裤筒，看了一下我的右腿，再看了看第一家医院的超声波检查报告。他说：“必须住院，无论是化血栓还是做手术，都必须安个网子，以免血栓跑到肺部造成肺栓塞。这网子是进口的，要两万元。”
这网子，比刚才那家医院贵出了1倍！
他又说，他们医院现在也没有病床，不能住院。他建议去另外一家有血管外科的医院，挂急诊看。
我又被“建议”走了！明知面前的病人应当“急诊”，为什么还要推走？！
1992年夏天，我曾在布鲁塞尔突发脑溢血。那天清晨6点，我突感眼睛疼得似乎要掉出来，还有剧烈的头疼。我以为是连续工作，眼睛过度疲劳的缘故，就给一位当地的朋友打电话，询问离我们住所最近的医院，想去眼科挂号看病。当地的这位朋友说，不用亲自去挂号，只要打电话就可以挂号，并给了我电话号码。于是，我打电话给医院眼科挂了号。
朋友开车来家接我，把我送到附近那家医院。我爱人用轮椅推着我到了眼科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仔细检查后说：“你不是眼科的病，必须迅速转到神经科。”但并不需要我们再挂号，女医生一个电话打过去，让我们直接到隔壁的神经科。一位男医生仔细为我做了检查，当即说：“必须留下住院，检查确诊，准备动手术。”当时医院已经没有空床，医生立即就临时在一间普通病房里加了一张床。
可是在北京不行，挂号要早早去排队！有的医院是有电话预约挂号办法，可必须事先购买它的挂号卡才行，人们不可能把各医院的卡都事先买来存着。而即使挂上号，看了病，住院吗？像这两个医院的医生都说应该住院，却都说没病床不收，使我不得不从北京东头第一家医院跑到北京北头第二家医院，现在再跑到北京西头去第三家医院。难道他们都不能临时加一张病床吗？
终于冒雨再打车到了北京西头第3家三级甲等医院，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我爱人给我挂了血管外科急诊号。一个男医生检查了我的右腿，还测量了我右腿与左腿的粗细，在我两条腿上用笔写下了测量的数字。左腿腿肚子周长43厘米，右腿腿肚子周长47厘米。他说：“这些数字别擦掉。”
他又看了第一家医院的超声波报告。最后，他提出三种治疗方案：“一是保守疗法，输液，吃药；不能去除血栓，以后不能做重体力劳动，穿上一种特制的弹力袜，别让静脉曲张发展。二是化血栓，可以让腿消肿，恢复正常；三是手术取掉血栓，彻底根治。后两种，都要上个网子，网子是进口的，要3万元；手术还要再加3万元。”
还是同样的网子，在这里变成了3万元！
这男医生说：“你们先去把钱准备好了，再说化栓或手术。”家中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只好先选择保守治疗。
我不由得又想起我在布鲁塞尔脑溢血的情况。当时收我住院的那家医院，住院的手续十分简单：只把我的身份证复印了留下就行了。至于检查、治疗和住院费都不需要当时交钱。他们并没说“你们先去把钱准备好了，再说手术。”可在北京，我只能听医生的。上午在第一家医院，给我诊断的那医生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不安网子，溶栓和手术都免谈。”
说来说去其实是一句话：想住院、手术、治病，没钱免谈。
“少输了一瓶，你来，再给你输上不就完了嘛！”
第三家医院的这位医生在听我说了暂不准备手术后，就在急诊病历记录上的“处理”一栏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交代病情及治疗方案，患者已了解病情，并要求保守治疗，并签字为证。”他要求我在这段话后边签名，才给我开药。随后他又写了一个总机转分机的电话号码和“我科随诊”几个字。
我签名后，他给开了药，让我输液、吃药。我爱人取药花了580多元。我被我爱人搀扶着到输液室内坐着输了3瓶液。仰望挂在高处的药瓶，我对我爱人悄悄说，把挂在架子上的药瓶核对一下，看看是否没错。她说：“医生开的药方和从药房取来的输液药瓶一起都给了输液室，护士拿的，不会错。”
我不放心地说：“新生婴儿在医院被抱错的事被曝光已经不是一起了，谁保证他们不会把药瓶拿错？”我爱人坚持说，人家是大医院，不会错。我要求护士把输完液的空瓶子给我看看（我自然不便说出我要空瓶子的用途），她不给看。
我们打车回家已经是6点半了。到家后，我们检点输液药的时候发现，手中输液药瓶的数目与药方开的数目对不上，川芎和利复星两种输液药，按药方应该是相同的数量。可现在减去已经输液的3瓶，多了一瓶利复星。医生写的拉丁文输液缩写符号，我们又看不懂。我们不能不心存疑虑：究竟是医院少输了一瓶利复星，还是多输了一瓶川芎？究竟应该一次输几瓶液？我爱人不再说“人家是大医院不会错”了。
9月25日早上，我爱人陪我打车去离家较近的城南一家医院输液。我爱人先去换药方。她拿着换了的药方和输液药给输液室内的护士，结果输液的正是护士长。她提出，按原来的药方，应该每次输液4瓶，川芎和利复星各两瓶。她这一说，我们才明白，昨天那家开药的三级甲等院给我少输了一瓶利复星。
输液回家后，右腿没有什么好转，依然疼痛得很。因为对第一次输液的数量不对是否影响治疗心存疑虑，我下午按“我科随诊”的电话号码去电那家开药的三级甲等医院。
电话每次好不容易打通，却总是找不到给我看病的大夫。接听电话的人第1次说那位医生在手术室，第2次说不知道；第3次说，你可以找别的医生。第4次我要求接听电话的人给我他们科主任的电话。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科办公室的电话。我再打过去，当我说到输液被少输了一瓶的情况，接听电话的人却说：“少输了一瓶，你来，再给你输上不就完了嘛！”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让我联想到“草菅人命”四个字。
“感冒还能死人呢。怕有危险，就别用！”
三天后一个同事帮助联系了城南一家医院的血管外科。9月29日午饭后，我们打车赶过去。我们到诊室外等候了一个小时，主任大夫给看的。他按了按我的右腿和左腿，看了超声波检查报告，他说：“时间太长了，已经6天了，溶栓效果不敢保证，有种进口的药效果好，可以试试。”
我爱人问：“他脑溢血开过颅，用那进口的药行吗？”主任医生说：“那就别用进口的，用国产的。住院7天用七八千元，因为需要24小时监测。但是，右腿溶栓有30％肺部栓塞的可能，应该上个网子，要3万元。如果要做手术溶栓，明天下午直接来住院。”
究竟住不住？我们商量还是不住。因为主任医生说有30％肺部栓塞的风险，得花3万元上网子，再加上住院七八千元。而化栓效果只是试试。几天来几家大医院的看病经历，专家30％风险的判断，治疗的风险全要我们自己承担。真让我们难下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院的决心。我们想去开药的那家医院复查后再说。
9月30日上午，我爱人陪我打车到城西开药的那家医院血管外科挂号复查。挂号后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一位副主任医师接诊。我爱人给他说明了我病情的来龙去脉，给他看了超声波检查报告和他们医院开的药方。他先问：“自费？公费？”
告诉他之后，我爱人问他：“上次医生开的输液治疗，不是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