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一场由著名教授秦珲、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等所发起的声势浩大的民间募捐活动迅速展开。因愤怒于年仅21岁的音乐女教师黄静被残忍奸杀，鼓励与支持其父黄国华、其母黄淑华、其姐黄惠芳告倒权势巨大的姜家及控诉所有掩盖罪责的司法及相关检测人员、启动对中国司法鉴定制度的严厉审查－－来自全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的网友向黄淑华一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截至7月1日早晨，黄淑华共收到17,840元人民币、100美元。捐款最大的已达5,000元人民币，由湖南省益阳市一位署名为“扶正义”的人捐出。截至目前，唯一的100美元由美国留学生孟刚捐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另一场有关“黄静案”的签名运动也在陆续进行。由北京记者朱寅年和江西教师徐建新联名的《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呼吁书》，截至7月1日早晨，来自全国的签名人数已达326人。最令我过目不忘的是签名人中竟有我当年高中母校（重庆市永川萱花中学）的政教处主任、我当时的忘年之交－－陈治奇先生。相信以他在母校中的威望和耿直仗义的个性，陈先生一定会在校会、校电视台、校广播站上，向300名教师和4,000名学生大声疾呼。
作为“黄静案”的长期调查者，我坚信：“黄静案”是中国法治之路、民主之路的铺路石，是活生生的人权启蒙。以个案来推动人权与民主，更多地凭藉民间力量的参与，这就是我的理想。著名民主人士王丹在最近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也曾旗帜鲜明地向美国表明过这一立场：“在推动中国的人权与民主方面，美国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一般性的诉求，而应建立起基于大量实际个案研究和政策建议的交流平台。”同时，现在大量事实也在表明，那种“盼清官、盼好官”的奴才思想必须一步步根除。对“胡、温、吴体制”的过分赞誉和期待，很容易造成一团更为强大的“舆论泡沫”，就国际标准而言，其实际结果很可能与我们的期待差之万里。因此，一个真正觉醒的民族应当持真正的公民立场。公民应更多、更自觉、更广泛地参与民主、民权、民生活动，以“民间自救”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6月30日魏京生在华盛顿广场的演讲和杜导斌在网络发起的“反对23条立法”签名运动、7月1日香港市民的大规模游行和台湾、澳洲等地的大规模抗议－－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民间自救”的楷模。6月8日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的诞生，也为我们提供了“民间自救”的范例：在385亿的资本金中，其民营企业投资就占50.25%！这些实例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要不忘向政府发问：为甚么要让政府去干那些赚钱的事情、而不能让民间去干？为甚么政府以权压法、以恶法压人权，而我们的民间竟不敢反弹？如果政府就是一个金钱暴发户、一个政客集中营，那么他们对民脂民膏接连搜刮的财政，对宗教、民运、异议人士残酷镇压的暴政，对所有热爱自由、向往民主的人民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政－－所有这些岂不都是顺理成章？那么，我们的民间在面对这股强大压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应该逼迫政府降低门槛、乃至砸烂门槛，让民间自己来决定民间的前途。
因此，我们应当鼓励一切持民间正义立场、抵制党、政、军、公、检、法等公权滥用的“民间自救”活动，从现在开始为我们的后代争取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如果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正义最终要战胜邪恶的话，那么我认为，作为21世纪的新公民，应当以身作则，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心灵在强大的谎言机器和暴力机器面前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念，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再相信我们！
(原载《民主论坛》2003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