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在调任环保总局之前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属于党内青年理论家之一，以倡言政治体制改革而驰名，被海内外媒体誉为“中共政改的标志”。十六大前，潘岳曾经发表文章《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是潘岳见于媒体上的第三篇文章。
潘岳在新文章中倡导环保理念，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文化。文章指出，中国的环境恶化已经达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目前中国必须转变现有经济发展思路，实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减轻对环境的破坏。同时，改变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处理好环境文化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政治民主化与民族精神五个方面的关系。
文章推出后，互联网上反响极为热烈。很多文章认同潘岳的观点，认为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属于当务之急，认为潘岳的新文章的推出预示着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有文章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潘岳在文章中涉及的政治民主问题。潘岳在文章中提出环境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因此环境文化必然要求民主建设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护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保卫人民的基本人权，动员鼓舞全体人民平等地参与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实现‘社会参与、政府领导、人民监督’的目标”。甚至将人将潘岳的这篇文章与那篇《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进行对比，认为二者之间具有某种“连续性和继承性”。
的确，潘岳新文章的推出，具有相当的意义。结合十六大以来"胡温新政"的一系列举措，我们有理由认为潘岳新文章推出是一种政治信号。十六大之前，潘岳作为党内的理论家由于言及政改而被调任。可是现在，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副部级干部，却敢于在文章中呼唤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然而，笔者却并不赞同对于潘岳的主张的乐观情绪。
潘岳的文章立足于环境问题。而中国的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又是大陆政治体制问题的一个集中表现。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其核心仍然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中共一党专政下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物，就如同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一样。改变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说到底要改变中国现有的极端腐败的政治体制。
潘岳在新文章中的确谈到了体制问题，如“法治”、“德治”、“民主化”、“公共参与”等等。但是，这些都只是皮毛而已，充其量不过是毛泽东在三年灾害时期不吃肉式的“仁政”表演。中国的体制问题，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只有“民主”两个字。不触及中共的一党专政，任何形式的“新政”都不过是骗局而已。作为中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潘岳不可能、也不会主张改变现有中共政治体制。媒体评价潘岳为中共“孤臣”，确有见地。
本人绝不否认潘岳文章的意义。如果在一个良性的体制下，潘岳的“环境文化观”自然对国家、对民族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促进体制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很大的裨益。然而，问题在于，在一个恶性的体制下，潘岳的主张即使全部实现，充其量也不过使得恶性体制的危害更加隐蔽而已，在大陆民众吃一天饱饭高兴三个月的传统社会心理的前提下，甚至对大陆民主化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从根本上仍然对于中国不利。晚清的历史已然告诉我们，在中国，改良主义以所谓顺应现实、平衡利益的诱人面目出现，却使民众对腐朽抱以希望，实际起着维护旧统织的功效，从而使中国错过了最好的走上宪政的时机。迄今中国民众仍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改良主义难逃其责。
如果不从这种改良主义的诱人中清醒过来，中国民主化的努力，怕是播下了民主的龙种，却又一次收获了专制的跳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