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了我们编辑部。这是位中年女子，名叫郝莉莉。 她来了两次，与我长谈了整整两个下午，数度情绪失控，痛哭失声。
她是中国机械工业部的处级官员，有二十八年共产党党龄，当过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曾经受过赵紫阳总理的接见，她的故事好像是一宗现实生活中的秋 菊打官司，但是没有电影那样的光明尾巴，在无尽的黑暗中走投无路。
郝莉莉的噩梦是在八年前开始的。一九九二年她在中国机械工业部驻香港窗口 公司“华盛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的深圳公司“深圳华盛昌”任人事部经理。 由于总公司及深圳分公司多名主管大量做假账贪污侵吞大笔国有资金，他们害 怕被人揭发而解雇了知道内情的几个财务人员。这些女孩子向管人事的郝莉莉 哭诉。郝莉莉同情她们，找到分公司总经理杨小力为这些女孩子说情。就这样 一个出自平常心的善意竟让郝莉莉最后与整个中国机械部庞大的贪官污吏队伍对上了，吃尽了苦头。 郝莉莉的介入使心虚的杨小力等人认为她已掌握了他们贪污舞弊的材料与公 司作对，因此视她为眼中钉，想方设法一定要将她逼走。
先是贸易部经理查家爽的儿子寻衅殴打她，打得她头破血流，二十多天不能上班。后又藉故大抄她的办公室，封锁她的邮件，在经济上卡她，不给她办社会保险，扣她的年终奖金，强迫她缴个人所得税，并勒令她退职，腾出公司住房。
大量原始证据廉政公署断定胜诉
郝莉莉忍无可忍被逼上梁山，于一九九四年与十一个公司的财会人员向机械工业部纪委、监察局、深圳市税务、纪检、检察院举报了华盛昌董事长邹珏书、 副董事长沉同昌、总经理张毓霖，深圳分公司总经理杨小力、贸易部经理查家 爽等的经济犯罪。
郝莉莉出示一大叠厚厚的原始证据。这些材料有大量的鸳鸯发票，一式二联的 发票有两个不同的金额；有鸳鸯租务合同，华盛昌在深圳有二十八套住房出租， 但与租客的合同有真假两份；有的发票完全是虚构，有一张发票是海南岛海口 市一家公司开具的，但这家公司在发票开出前早已倒闭。郝莉莉说，香港的廉政公署和法援处看了她这些材料后说，她胜诉的机会百分之百。廉政公署和法律援助处，都同情她，但因涉及中资，被告者全在大陆，他们表示爱莫能助。
郝莉莉根据这批证据，指证华盛昌公司以假发票骗取公司公款三百五十五万 元；假合同骗房屋租金几十万元。另外郝莉莉还出示了深圳税务局的文件，指 控华盛昌走私偷税一千六百多万元。
中国机械工业部（改制后现称中国机械设备集团总公司）一九八一年二月在香港开设窗口公司华盛昌，前后投入资金一亿多元，今年春公司已倒闭，辞退了所有的职工，只留两个人看门。一亿多资产已血本无归，还负债三千多万，仅欠日本三和银行就达一千三百万元。华盛昌在尖沙咀南阳大厦三层楼的总部在香港楼价高峰买下时花了六千多万元，现在最多只值两千万。郝莉莉说“巨额的国有资产就这样白白地流失了。”
借海外开公司，公开掠夺国产
大陆各省市各部委来港设窗口公司以谋商机，但往往是以此化公为私，堂而皇之地掠夺瓜分国有资产。海外公司成了中共官吏的销金窟，也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华盛昌成立后，总经理张毓霖每年要向机械工业部赞助茶水费几十万元，部的领导出国考察（实际多数为公费旅游）途经香港，都由华盛昌招待。华盛昌每年的吃喝接待费要三百多万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杨铿夫妇九三年至九六年间 多次来香港，住高级酒店，上豪华餐馆，有一餐饭竟吃了上万元。
一九九三年和九四年部长何光源（现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妻子张敏、二女儿何影到欧洲旅游，机票酒店全部费用都在张毓霖签字批准后由华盛昌支付。张毓霖九五年与华盛昌一批管理人员赴美考察，他坚持要坐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 而且是单人房，考察的实际内容是先到美国东岸大西洋赌城，然后又飞西岸赌城拉斯维加斯。
而且通过华盛昌，这些贪官污吏纷纷把子女弄到海外。张毓霖用公司的钱在香 港注册了一家公司，将儿子搞到香港，两年后又将儿子派到华盛昌在美国洛杉 矶的分公司。女儿则先到香港后送到新加坡。张毓霖为了将何光源的女婿王鲁 宾弄到欧洲，特地花了几百万马克到西德做生意开公司，最后全部血本无归。 他们并通过华盛昌将公家的钱捞到自己腰包中，何光源为自己退休安排后路在 上海创办了一个培训中心，华盛昌无偿赞助了五十万。至于张毓霖更是挥金如 土，每年过年不是去新加坡就是去美国。
华盛昌倒闭后，公开的交待是“经营不善”，实际上是被机械工业部的蝗虫们 “吃垮”的。
郝莉莉说，她后来赴京告状，张毓霖见事情闹大立即辞职，但钱已捞够了，回 到北京后花了一百多万元在菜市口买了一套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豪宅做自己 养老的安乐窝，装修又用了几十万，杨小力也金蝉脱壳，将注册资金一千万的 深圳华盛昌以超低价一百多万元卖给一位前员工，而杨则摇身一变成为华盛昌 占百分之二十五股份的一家合资企业奔翔的总经理，在华盛昌倒闭后，公司的 股份也就变成了他私人的资产。
撞上官场狼狈为奸的铜墙铁壁
郝莉莉认为告国家蛀虫张毓霖、杨小力是捍卫国有资产，做得对，而且中央又 在大力提倡反腐倡廉，党一定会支持她。但当她义无反顾地一头撞过去，才发现她撞上的竟然是中共官场官官相护、狼狈为奸的铜墙铁壁，她被撞得头破血流。
首先遇到的是公司的迫害。杨小力的叔叔杨铿命令公司借一宗事处分郝莉莉，逼公司代郝莉莉写检讨，并一再施压力要逼走她。一九九八年一月深圳红荔画馆筹备彭德怀百年画展，向当时已转任公司驻深圳办事处主任的郝莉莉借了四张椅子一张桌子，并写了借据。这些挥霍侵占了国家财产上亿的贪官竟然以“保护国家财产”（四张椅子和一张桌子）之名，立即封了郝莉莉的办公室随即出租，并一年不给她一分钱工资，还不断有人打电话恐吓她，她走在路上，有石头向她砸来。参与举报的会计全部被公司赶走，其中一举报人周健霞被检察院以涉嫌微不足道的挪用公款逮捕。
杨铿夫妇九六、九七、九八年多次来深圳，亲自插手指挥整郝莉莉，并找到郝莉莉丈夫单位的领导，向她的老公施展压力。丈夫回家骂她：人家权大势大， 摆明了要整你，你凭甚么去跟人家碰？郝莉莉想不通，为甚么她明明是对的， 反而遭打击？女性的执着使她非要讨一个公道不可，于是她和中国许多蒙冤不 白的老百姓一样踏上了上京告状的辛酸路。
八年来她一共十二次上北京，闯遍北京大大小小的衙门，向形形色色的媒体求 助过。她第一次上北京遗失了一万多现金，有次曾在零下八度的下雪天被赶出 最高检察院接待处，又曾一度重病差点死在北京。
北京吃伸冤饭的混混与中纪委
她也尝试过去找中国最大的清官朱熔基。她说，北京上访的人多，在高检大门外有许多吃上访饭的人，都是北京当地的混混。三百元可向他们买朱熔基的地址。她给了三百元，这些人真把她带到“北京市万寿路甲十五号”外去勘察过，证实这个门号戒备森严，进出的都是挂了车廉的官车的深宅大院，应该是朱熔基的官邸。如果给五百元，可透露朱熔基的车牌号，一千元他们会帮助拦截朱熔基的轿车递状子喊冤，而且是递成功后才付钱。但她终于未敢一试。后来公司每月发给她一千元工资，“是怎么得来的？是我跪在机械工业部长门口不走，跪了半小时，工业部纪委书记杨钢打电话给张毓霖，才争到的。”说到这里，郝莉莉掩面大哭。
看了她的材料，中纪委的人也认为郝莉莉检举腐败受迫害是不正常的。中纪委 在她的申诉书上这样批示：“如果材料属实，就不仅违纪，而且是严重违纪。”
既然如此但为甚么她无法像秋菊一样得到她应得的正义？
因为她告张毓霖和杨小力，但实际上面对的是庞大的机械部的利益集团。如果 她告状成功，完蛋的将是机械部一大批高官。农妇秋菊面对的仅是一个小小的村长，而且秋菊最后胜利也不过是张艺谋制造的神话而已。
可笑的是，中纪委不办她的案子，正式的原因在于她告的官太小，中纪委只办省部级以上的大案，张毓霖只是处级官员，而且涉案金额太少。“你那案子一亿多算甚么？拿到中纪委的都是几亿、几十上百亿。”一位中纪委的官员这样告诉她，还说，中纪委要办的案子太多，办不过来，平均每天要办一点三个案子。
于是中纪委将她的申诉下转交给机械工业部（即机械集团总公司）的纪检书记杨钢。但郝案牵涉的官员对杨钢来说又太大了，部长何光源和副部长杨铿都曾是杨钢的顶头上司，杨钢曾是何光源的部长办公室主任。下级怎么会去办上级的案？郝莉莉的检举材料就此压在总公司纪检委的保险箱中，不见天日。
大陆传媒同情又感无奈
甚至连中纪委要求为郝莉莉解决工作和生活问题的批示，下面也是官官相护， 一拖二骗。深圳市检察院奉命调查此案，最后竟然瞒着郝莉莉，开具了一份见证郝莉莉与公司两方已和解的证明上报中纪委。不知情的郝莉莉再次上京告状，中纪委的人很诧异地问：你的问题不是都解决了吗？郝莉莉才知被人暗算了。她愤怒地向纪检书记杨钢念了一首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 “村骗乡，乡骗县，下级骗上级，省长骗中央；一级一级往上骗；一骗骗到总书记，总书记找朱熔基，国务院下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到饭店， 吃喝玩乐说再见。”
郝莉莉说，“杨钢听到脸都红了。”郝莉莉拿着深圳市检院这份伪证到高检去 投诉，高检的人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检察院去给人家当仲裁，还出证明文件的事，深圳市检出这样的证明肯定得到不少好处。
郝莉莉找过的传媒，包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上海“东方时空”、《南方日报》、《民主与法制》、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法制报》等，都很同情她，然后又都问她，杨小力、张毓霖是不是有背景。她说有，传媒的同情就变得很无奈。有的说，他们只能报导司法部门、检察院已立案的案件。有的说内部有规定，涉及某一级别的官员必须上报通过才能报导，否则他们就会丢饭碗。
更荒谬的是，因为郝莉莉的案子黑白太分明，面对她的正义凛然，杨钢见她就躲，被告张毓霖一次见到她向她求饶，说过去错了，但我现在不管事了。而后来的公司主管则说，那是前任的事与我无关。
尽管如此，迄今贪官们仍逍遥法外，而郝莉莉的困境也毫无改善。就这样在中共大肆宣传反腐败倡廉的时候，一个顽强反腐的女子已经走投无路。“中国太黑暗了，法在哪里？理在何方？”郝莉莉悲愤地说，“我七三年入党，听党的 话，听到没饭吃，跟党走，走到没有路走！我现在连党费都交不起。”她一千元在深圳又要养老母亲，又要供女儿读中学，房子已抵押贷款打官司。在深圳 她已是无单位、无工资、无工作的三无人员。
我问她丈夫怎样。她说因为这宗官司她的婚姻已破裂，与丈夫已协议离婚，只是女儿还不肯签字。
中共官场的黑暗，体制性的腐败逼走了它的正直党员。但女性的执着使莉莉还会与机械工业部的贪官们无休无止地缠斗下去。她说“抗战不过八年，这场官司我还要打，倾家荡产都打，中国打不了，我就去找国际人权组织，我就不信世界没有公理。”
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原载《开放》杂志2001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