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单纯的学生没有完全想到，邀请一个学者去讲关于文学的话题，居然会遇到这样的麻烦。他万分委屈地告诉我，他不明白这个活动与保卫处究竟有什么关系。而我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我已经多次遇到类似的情况──由大学保卫处出面取消我的学术演讲。
“保卫处”在大学的行政序列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我登陆上海复旦大学的网站，发现了关于保卫处的相关介绍：“保卫部（处）是校党委、校长领导下负责维护学校的政治稳定、治安安定、内部安全并为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提供安全服务的职能部门。保卫部（处）内设八个部门：综合办公室、内保办公室、治安办公室、消防交通管理办公室、户政办公室、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挂靠）、校保密办公室（挂靠）、校安全管理办公室（挂靠）。”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行政机构，它的存在也是目前大学行政和后勤机关过于膨胀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些部门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职责呢？比如，其中比较重要的“内保办公室”承担如下职责：“负责做好学校内部的国内安全保卫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做好情况信息工作、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有关职能部门做好出国（境）人员的管理工作；做好要害部位和重大外事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协助上级专门机关开展专项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加强校园文化管理及网络安全管理工作。”而“治安办公室”则承担以下的职责：“加强校内治安管理，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校内发生的治安和刑事案件、治安灾害事故以及严重危及治安的情况，保护发案现场并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调解处理校内发生的治安问题和内部治安纠纷，维护校内治安秩序等。”(chinesenewsnet.com)
中国大陆各大学保卫处的地位和功能，大致与复旦大学相似。在这些由保卫处承担的职责中，我并没有发现授权他们对学术活动进行控制和干涉的条文。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学者却都有过与我类似的遭遇：保卫处往往直接干涉学者的学术活动，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章鱼，无所不至地伸展着它的触角。让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我的出现难道对大学里“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具有如此巨大的威胁吗？保卫处的诸君，为什么对我到大学如此紧张和不安呢？他们对我的提防甚于对萨斯病毒的提防。我不过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我到大学去，大部分时候不会收取讲课费，几乎都是义务的性质，因为我愿意与青年朋友们一起聊天。我无非是要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比如：怎样进行独立思考、如何学会爱和慈悲、通过哪些途径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摆脱了奴性的“公民”这样一些“常识”而已。我不会煽动他们起来搞学生运动，也不会鼓励他们退党退团，更何况我也不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具有“一呼百应”的“卡里斯玛”的魅力。我只是一个坚持说了一点真话的知识分子而已，我只是一个愿意把青年大学生当作朋友的写作者而已。他们为何如此害怕我跟学生们接触呢？我真的值得保卫处如此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吗？
我知道，在保卫处的背后，还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他们。我也知道，我与那位文学社团的大学生朋友在电话中的交谈不会是安全的，“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记录着我们的每一句话。然后，“他们”再通过特殊的渠道，让大学保卫处出面威胁大学里的师生，要学校取消我的学术活动。保卫处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而已。这恰恰说明，在“六．四”惨案后，所谓的“保卫处”其实是专制机器中极其重要的一颗“螺丝钉”，是党控制大学的一种工具。在一些著名大学的保卫处中，一般都驻扎着相当数量的来自安全部门的特务，他们负责搜集高校情报，并及时向上级汇报。中共领导层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大学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一定要把一切“星星之火”都消灭在摇篮之中。于是，九十年代的大学中，一边是填鸭式的愚民教育，一边是保卫处的监控和压力，使得师生们“艰于呼吸视听”。正是在保卫处以及其他若干机构的控制下，今天的中国大学有如一潭死水。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北大的校友江绪林。在六月二日，这位北大哲学系研究生在北大校园内贴出了题为《爱之和解──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的呼吁：“我们期待着和解，为了从惧怕和怨恨中走出来，为了恢复普遍的信任，为了赋予社会伦理以坚实基础，我们伸出诚意的手来承担责任，来抚慰民族的创伤，来表白自己的过失，并从阴影中走出来，面向着艰难的未来，以宽容和爱构筑和完善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迈出第一步。我承诺，除非遭遇绝对不可抗力，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八点来到三角地，在夜晚来临的时候，燃起第十一根蜡烛！”然而，当江绪林手持点燃的蜡烛来到三角地的时候，北大保卫处的便衣们立即将他带走。作为基督徒的江绪林，以他的行动为“后天安门时代”的北大挽回了声誉，正如学者傅国涌所论：“江绪林在北大的作为对新一代青年乃至全体同胞都具有行动启示意义。”但是，前来抓捕他的不是别的部门，恰恰是大学的“保卫处”──他们究竟在“保卫”什么呢？江绪林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的行为是和平而理性的。
大学保卫处行使的是监视师生、“防民之口”的功能，因此他们对那些保护师生生命的事务并不上心。他们“保卫”的仅仅是“红色江山不变色”，他们会对某位学者的讲话记录和分析，会对学生的“思想动向”高度重视，却对高校治安恶化的现象熟视无睹。据全国高校保卫学会对十三个省区的七十六所高校的调查显示，近两年间，高校发生各类案件九千两百七十八起，非正常死亡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北京、南京、武汉、重庆七所院校被歹徒杀害的教授和学生有十六人，高校管理中的治安问题日益突出。调查报告指出，梁上君子更喜欢在学生宿舍作案，因为这里出入自由、防卫不严。窃贼一般选择学生上课或上自习的时间作案，此段时间宿舍空空如也。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查获了一起严重的宿舍盗窃案，案犯戚经健频繁进入上海某师范大学等高校踩点作案，经他顺手牵羊的赃物有手提电脑四部，各种型号的小型计算机、随身听、CD机、充电器应有尽有，初步估计盗窃价值达八万元。首都某高校一学生向调查者抱怨，宿舍管理员疏于管理，根本没有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少数女生甚至成为流氓犯罪的牺牲品。全国高校保卫学会秘书长吴心正指出，目前大学师生被歹徒伤害杀害、盗窃案件频繁、不法分子入侵校园等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主管机关责任不明，学校无执法权，采用高科技防范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他认为建立一个界定清晰、责权明确的校园安全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吴心正不敢揭露大学保卫处的实质，只好发一些不着边际的评论。其实，大学保卫处的功能不是“保卫”而是“监视”--如果硬要说他们发挥着“保护”的功能，那么他们“保护”的不是广大师生而是中南海里的权贵们。保卫处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比那些普通的歹徒窃贼更是大学的戕害者，他们侵害了大学的独立精神，剥夺了大学的学术自由，使得大学成为唯唯诺诺、死气沉沉的“党校”。大学的品格沉沦了，广大师生生活在无边的窒息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的“党委书记”及其直接控制的“保卫处”才是大学真正的“不安定因素”。这个政权把精力和金钱都花费到了提防与控制大学上，在他们的眼里，每一个青年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掘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