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这30年中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有多少人全盘深思过？除了上面所列举的那些事，中国在那些年还做了什么？还有什么值得回忆、值得肯定？当这些事被全盘否定之后，是否应该全盘否定那个年代？在一个人一手遮天的情况下，既然否定了一切事，否定了那个年代，应不应该否定当权者？而俄罗斯否定了斯大林，罗马尼亚否定了齐奥塞斯库，南联盟否定了米诺舍维奇，阿尔巴尼亚否定了霍查，而我们对“自己人”却大加赞赏，给了个三七开。有的甚至以种种理由为大人讳，为尊者讳, 为圣者隐。
对中国那30年中事情的认识，就知识分子来说，大致可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当数那些社会精英，如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彭德怀、刘少奇等，当然还有当时的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后知后觉者是事情过后，才认识到事情的真相，看清了事情的本来面貌。这些后知后觉者是在当时那种高压、封闭的环境下完全被愚化，导致愚昧无知、盲信盲从，跟着高喊万岁，认为自己真的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还信誓旦旦要解放全人类，这类人占绝大多数。不知不觉者是对已过的事情存在偏执的、糊涂的认识，不能根据客观事实来分析和看待一些云遮雾罩的事情。有的事已出了错误的结果，却还在认为动机和过程的正确。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多了，思想型知识分子少了，不能不说是这个民族的悲哀。本人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后知后觉之后，不断反思过去的一些事，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思考一些问题，不能自拔。
我常想，1949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什么？中国如果在1949年没有被解放，现在我们是个什么样子，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现在低还是高？如果被解放之后，老百姓的生活比没有解放的地方生活（包括精神生活）差得多，那解放还有什么意义呢？有天早上在食堂里吃早餐，有个已退休的同事和我争论此事，他说：“现在生活多好，解放前生活多苦!建国的功劳是要肯定的！”我说，如果今天的生活是由于解放带来的，而不是由整个社会进步带来的，那么，台湾、香港、澳门现在的生活应该远比中国大陆差。特别是台湾，现在还没解放呢！说实话，我不是个狭隘民族主义分子，我只看广大百姓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人格是否得到提升这一结果，这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一口号的终极点。在这个问题上，直比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是想愚弄老百姓。如果象朝鲜老百姓那样在金家父子的政权下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那所谓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也只能说是他金家的事了。朝鲜如果象加拿大、澳大利亚那样沦为殖民地，如今朝鲜老百姓也过上了和这两个国家老百姓一样的生活，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当然，我也不知道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老百姓如今是否为他们过去的殖民地历史而感到耻辱？
关于解放初的土改，是不是好事，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情况，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喜气洋洋，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好象是一件大好事，均了贫富，为大多数人谋了利益，达到了“痛苦一个，幸福一万”的效果。但那些农民分到田地后，生活提高了多少？就整个社会来说，原来穷的分到田地后照样穷，只是原来富的不富了。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社会竞争精神的丧失，懒惰的滋生。有人和我争论说：“土改宣示着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从表面上看，好象是这么回事，但土改后从中国农民的精神层面上看究竟有多大的变化呢？如果现在在中国再来一次“土改”，将整个社会财富重新平均分配，高兴的肯定又是大多数。如果在全世界范围内来一次中国式的“土改”，高兴的比率会更大。再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初把土地分给农民后，这些年来土地的撂荒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都到外地“受剥削”去了。另外，与地主同命运的资本家的财产被没收，是不是对民族工业的致命打击呢？而当时建立的被吹上了天的那套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如今已宣告彻底失败，这些年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对过去经济体制的全盘否定。全世界的实践证明，那种经济制度是短命的，行不通的，反人性的。苏联不也是在搞了70多年之后，摒弃了那种制度重新回到老路上吗？并且，那套经济制度留下的后遗症也是有目共睹的，养老保险制度的缺失，使一部分为之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如今陷入生活困难的惨境。
1959至1961年间，几千万饿殍遍及这块古老的大地，几千万啊！言尸骨遍地并不为过。三年中虽有一定的天灾，但更多的是死于人祸。而我们把死因全归于“三年自然灾害”，说得多么轻松，理由多么冠冕堂皇！如果说过去是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事情依然是一笔糊涂账，几千万条生命成了冤魂，易于愤怒的同胞们，我们愤怒了吗？然而，我们许多人不但不愤怒，反而感恩戴德，甚至还山呼“万岁”，美化苦难，粉饰太平，真是小人不计大人过啊！这也许是当时愚民教育的成功。从那以后的一二十年，中国老百姓也没吃过几顿饱饭，是在饥肠辘辘中度过来的。一个民族，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几十年吃不饱饭，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有那大跃进、人民公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至于反右运动和*，给中国造成的“明伤”是显而易见的，并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有效医治，不必赘述。但造成的“暗伤”也许要比“明伤”大得多，因为“暗伤”伤及的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个躯体的五脏六腑。现今社会道德的沦丧、良知的泯灭，心灵的扭曲，人性的丧失，难道不是这些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吗？那套极左路线的核心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猜疑、对人的践踏、对人的残害，把人变成驯服工具，变成怪兽，从而使残酷、冷漠、阴险变成了美德，正直、善良、仁爱变成了愚蠢，酿成民族精神的滑坡与堕落。谁又能说这“暗伤”何时能痊愈呢？也就是说悲剧本身已基本上谢幕了，但余音绕梁啊！然而，几十年来，有多少社会精英成了这些运动的牺牲品？成了含恨九泉的冤魂？而运动的发起者却“其乐无穷”。
在过去的30年里，假、大、空在中国历史上已登峰造极，那些空泛的政治口号喊得山响，没有不敢说的假话、大话和空话，没有不敢做的假事、荒唐事和龌龊事，社会空气受到严重污染，这在大跃进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越假越革命，越假越突出政治，越假越吃香。因为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报喜者给喜，报忧者给忧。在当时看来，对于一切事，是真是假是好是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我所用。那时稻谷亩产明明只有三四百斤，但到处报道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几亿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还说自己过着幸福生活，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要去解放全人类。
在那30年里，几亿人只允许一张嘴说话，不能有第二种声音，这种死一样的沉寂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封建社会还可以冒险给皇帝进谏，百姓受了冤可以到县衙去击鼓鸣冤；国民党时期的报纸可以开天窗，鲁迅可以写杂文，而在那30年里谁敢呢！除了歌功颂德外，就只能唱《东方红》了，少有不识时务者，就成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成了“政治挂帅”的牺牲品，其下场是十分悲惨的。而当权者嘴上说的却是那么动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等，但你千万不要顶真，不要当真小人，那可是个圈套，钻进去就惨了。
我常想起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觉得他老人家有点故作多情。在一个“匹夫”几十年吃不饱肚子的“国”里，这国还是匹夫之国吗？既然“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匹夫何责之有？老百姓巴不得这样的国早些灭亡。在那个年代，国家成了一个人手里任意捏玩的橡胶泥，真不知道谁在“为人民谋幸福”？谁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过去那30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自然环境方面的灾难是沉重的、深远的，应该全盘否定，否则将成为我们建立文明社会的思想障碍。因为，一个勇于揭示真相，敢于面对真相的民族，才是自强的民族。一个健康、公正、自信而充满理性的社会，才是培养正义、良知、道德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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