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视非典为国家安全问题
传染病通常被视为一个医学问题，然而，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使它的威胁远远超越了健康领域。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仍旧把非典看作是对健康的威胁而并非对人类安全的威胁。 中国拖了四个半月才将广东的非典病例告知国际社会，而当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调查广东非典状况时，中国政府的最初反应是相当缓慢的。
“造成这个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中国以为传染病仅仅是个医学问题，中国似乎认为对付传染病，只需要医疗手段。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没有提供可以用来及时通报、处理新生传染病的多边机制，”防务与战略研究所(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的莫利.．安东尼教授（Mely Caballero-Anthony）说。
加拿大卫生部人口与公共卫生所主任保罗．格利（Paul R. Gully）在耶鲁大学近日举办的大型国际研讨会－“非典是全球化的最新挑战”－上说，除非各国政府将非典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否则政府不会作出迅速果断的反应，也很难真正地做到对全人类的健康负责。
然而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非典的爆发直接影响到国际旅游、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它的传播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会比战争更可怕，人们应该从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解决非典危机。香港大学附属玛丽医院的呼吸病专家简．陈博士（Jane Chan）在耶鲁大学的研讨会上强调，全球化造成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高速人口流动，使世界上任何人群都难以免受非典的侵袭。
生命换来的教训
非典危机留给我们的教训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抵御传染病的过程中，许多地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备的公共卫生系统,而且不同地区与国家间缺乏相互合作；其次，贫穷加剧了传染病对健康的威胁；最后，非典暴露了政府的信用危机。概括地说，真正的“无声杀手”是贫穷、无知、不合作与腐败，疾病只是导火线而已。
出席耶鲁大学研讨会的各国各地区专家都谈到本土的公共卫生系统有待改进。 台湾大学社会学教授林国明指出，台湾政府应设法动员私立医院的资源来应对非典危机，医疗服务系统内部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医疗服务业更应提高其在公众心目中的信用度。
“中国大陆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劳瑞．格利特(Laurie Garrett)说，“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部门之间存在的不是合作关系而是竞争关系，因此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交流和信息流通，从而降低了抵制传染病的效率。”
加拿大也是2003年春季的非典“重灾区”。加拿大卫生部的保罗强调说，各国各地区相互交流科研数据对尽早控制非典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抗击非典需要跨政府、跨部门的广泛合作，需要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疾病监控机制。
贫穷是传染病的温床。许多发展中地区缺乏甚至没有基本的健康护理服务，卫生基础设施落后，公共卫生状况低下，没有健康保险，环境污染严重，人口密集，居民普遍营养不良，这一切都将大大增加感染非典的可能性与死亡率。
“试想如果非典不是集中爆发在广东和香港，而是中国某个边远的农村地区，或许其造成的后果会更加严重，”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中国研究讲座主任季北慈博士（Dr.Bates Gill）说，。
信息全球化有助于及早控制传染病
劳瑞．格利特在非典大爆发期间曾经赴中国采访。她从自己采访的亲身经验指出，对政府及其媒体的不信任加剧了人们在疾病灾难面前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
香港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行政总监陆恭蕙（Christine Loh）说，“香港媒体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处于什么文化或政治背景，各国都应在非典问题上增加信息流通的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信息全球化有助于及早控制传染病。”前香港立法会委员安娜．吴(Anna Wu)进一步指出，活跃的新闻媒体和公民社会将推动整个社会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一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最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