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开篇就写道：“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当年读太史公的如此记载，对李斯之从腐鼠生活中悟出处世之道，免不了鄙视，正如对韩信甘受“胯下之辱”而终成大业的鄙视一样。李斯的人生哲学，很有些阿Q相，只要练就一种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本领，无论处境多么龌龊，也能活得怡然自得。他靠如此处世，在官场中爬到了丞相的高位，但最终仍然死于官场阴谋。
秦王嬴政听说李斯的老师韩非是德才兼备之人，便想约见韩非请教称霸大业。韩非的上书也确实赢得了亲王之心。正在尽力向上爬的李斯很嫉妒韩非，于是向秦王进谗言说：韩非乃韩国一公子，无论多有德才，最终还是要为韩国着想。大王你想吞并诸国，留着韩非这样的人肯定是祸害，还不如依法除掉他。嬴政听从了李斯的谗言，把韩非交由司法官吏治罪。李斯便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尽快自杀。韩非想亲自向嬴政陈冤，却在李斯的封锁下无法见到秦王。后来等秦王后悔了，想赦免韩非之时，韩非已经死了。
后来嬴政成就了霸业，丞相李斯上书秦始皇，出了“焚书坑儒”的阴招，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狱，也开了言禁的先例。
但到了秦二世，郎中令赵高屡屡向秦二世进谗言陷害李斯，在二人争宠于秦二世的过程中，李斯最终没有斗过赵高，连同他儿子李由一起，皆被秦二世下狱。在审讯过程中，二人受尽了轮番的审问轰炸和刑讯逼供的折磨，最后被处以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在咸阳街市上腰斩示众，李斯家的三族全被诛杀。之后，赵高取代李斯出任秦国丞相，政事一决于赵高。
李斯的为官之道及其下场，不能不让我联想到刘少奇。
文革中，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尸骨无存，凸现了毛泽东的残暴冷血和无法无天，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的死并不比文革时期的其他冤魂更悲惨，而且，刘在延安整风时期和1949年之后，也积极参与了毛泽东对党内政敌的整肃。
纵观刘少奇的政治作为，对迫害他的极权者及其制度来说，可谓功莫大焉。他的权力生涯的转折点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因在整肃王明和周恩来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制造毛泽东崇拜和毛泽东思想独尊上的头功，不仅使毛泽东在与王明的党争中占尽优势，而且刘少奇本人也得到了巨大的个人权力。正因为他在瓦解反毛势力上的贡献，特别是他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独尊指导思想，才使毛泽东将他提拔为党内二号人物，取代了比他资格老的周恩来和朱德。刘少奇所著的最有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对党员修养的要求，是一种泯灭个人的尊严、人格、思想和权利的绝对驯顺，一种党员对组织、追随者对领袖的工具式愚忠。
1949年以后，刘少奇在整肃“高饶反党集团”、“反右”、“彭德怀反党军事俱乐部”的运动中，无一不站在极权者毛泽东的一边，对无故受害者落井下石。文革之初，遵毛泽东之托处理文革的刘少奇，曾是何等威风：他一声令下，便由其妻王光美挑头，从1966年6月5日开始，仅仅半个月，北京所有的文教单位都有工作组进驻，全国各地的行动也同步进行。事实上，一场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运动已经开始。如果不是毛泽东对刘少奇设下的阴谋陷阱，而是让刘少奇的工作组放手处理文革事务，就将是又一次“反右运动”，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大中学生将被宣判政治上的死刑。最终，毛泽东早已策划的阴谋变成阳谋，全国性的批刘运动迅速展开。为了致刘少奇于死地，毛泽东授意成立了中央级的刘少奇专案组，将早有历史定论的老帐重新翻出作为倒刘罪证，于是，刘被扣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罪名，在受尽屈辱折磨之后，死于毛泽东的残酷阴谋之中，尸骨无存。
李斯和刘少奇，二人虽然在时间上相距二千多年，但其政治生涯的轨迹和最终的悲惨命运，却具有基本相同的性质。李斯辅佐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独裁体制，刘少奇帮助毛泽东建立中共极权体制，二人可谓有大功之臣；二人也是在官场上玩阴谋的老手，靠献媚于极权者和落井下石，而爬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但最终的结局，同样惨死于极权者的猜忌和宫廷弄臣的阴谋。
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从李斯到刘少奇，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居然没有丝毫进步。
1998年12月于大连教养院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批评家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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