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经济系，工作几年后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国际法硕士学位，1989年毕业后分到中国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书，后来又转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从事老年法律方面的研究，副研究员，1991年3月上书全国人大万言书－－《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1年5月20日在《法制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题为《国际法上的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文章，将国际法意义上的赔偿分为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使中国人第一次明白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遭受他国侵略时所受到的侵害是可以要求侵略国赔偿的，由此引来了万名以上求助的战争受害老人，于是，他身不由己地由理论研究者发展为对日索赔第一线的战士。
能否去日作证 这是第三次签证
记者眼看到童增－－中等身材、戴副眼镜并没发福的中年人，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和“战士”联系在一起。
如约到他的办公室，他最先递给记者的是在日本国驻中国大使馆领事部签证处于月20日签发的《签证申请受理票》，“这次能否去日本作证，关键是签证，我已经有两次机会，都是签证出了问题，没有成行。” 童增说。
早在1992年，日本亚太地区战争牺牲者协会邀请童增于8月7日至16日访问日本十天，出席在北海道、东京、大坂、新泻等地举行的悼念和集会活动并发表演讲，他准备演讲的主题是关于慰安妇的问题。但日本驻华使馆以“中止”为原因拒签了，童增只好在8月7日将其代表的中国大陆七名慰安妇对日索赔的文件递交给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写下了中国大陆慰安妇正式向日本索赔的第一页。
1995年，童增再次接到邀请。他的计划是代理9个受害老人向日本政府索赔，包括逃到日本深山中度过十多年“野人”生活直至1958年才获救回国的中国劳工刘连仁、南京大屠杀中被刺36刀的李秀英及丈夫被做活体实验的敬兰芝老人等；行程中还计划与国会议长土井多贺子见面；去奈良博物馆商讨日本当年掠夺的珍藏其馆中的文物－－干尸的返还问题；还有集会发表演讲。一切准备就绪，持因私护照前往日本大使馆签证的童增，却一次次地被告诉准备的材料某条不合格，数次往返之后，护照最终被我国有关部门收回了。
但是，索赔的工作在继续，童增联系到了日本正直的法学家小野寺利孝律师，将索赔书递交到法院。针对日本政府辩护人称中国的受害者本来没有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要求，是日本律师到中国发动中国受害者起来到日本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怪论，日本律师邀请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民间索赔活动的童增先生到日本法庭提供证言出庭作证。童增先生将有两个小时法庭陈述时间：主询问一小时和反对询问一小时。童增非常看重这次机会，因为，日本律师给他极大的鼓励，认为他的“陈述书特别动人”，他希望也能打动日本的法官，这么多年来的多起对日索赔官司，中国公民从来没赢过。王选、王工、康健、苏向祥等多位律师不屈不挠地奋斗，大量的人证、物证，日本政府应直面历史，依法做出赔偿。
政府放弃赔偿不是理由
童增谈到，新近发生的齐齐哈尔8.4中毒事件，《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认为所谓“由于中国已放弃了战争赔偿请求，因此不存在赔偿请求权”，拟仅支付慰问金总额约１亿日元，其中包括：对当地医疗队的支援费用；对死亡者的家属和中毒者的慰问金；中毒者的住院费；为防止受害扩大对化学武器的包装费等。其实这完全是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曲解。为了抗议日本政府的做法，www.1931-9-18.org网站正在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目前，已有近五十万人签名。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所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必然是对已知的战争损害部分，事实上，侵华日军公然违反《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以残酷和极不人道的化学武器在我国境内屠杀我中国人民，战败前，日本政府为了隐瞒其丑恶的犯罪行为，唆使其化学部队在未作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将大量的化学武器秘密地掩埋或抛弃于中国境内的土壤、河流、湖泊之中。所有这些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行为，造成了今天对中国人民的人身健康的伤害也严重地危及到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的问题。为此，中国政府有权利责成日本政府就此国际战争法的犯罪行为，以及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伤害给予谢罪和赔偿。
同时，所谓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放弃政府间的赔偿要求，并没有放弃个人受害赔偿要求，受害赔偿主要是民间赔偿，它的一个特点是重受害者的证据。近几年关于慰安妇、劳工、活体实验等都属于受害赔偿的范围。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他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193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也就是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的只是这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则从未放弃。
身不由己 将索赔进行到底
童增称，是一篇文章，让自己身不由己关注进而发起要求战争受害赔偿活动的。
1990年4月的一个午后，童增在报上看到关于欧洲重提战争赔偿的报道，如果东西德国统一，国家主体发生了变化，各国受害者可以向统一后的德国提出赔偿。看到这个消息后，激发了童增的创作灵感，中国是当时遭受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日本是不是应该赔偿中国？于是，童增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查询有关资料，研究后写了一份万言书，题目是《欧洲提出受害赔偿对中国的启示》，他曾向七、八十家报刊杂志投稿，人家都不敢用。后来改题目为《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1991年3月28日直接送到全国人大信访办，不同于其他衣衫褴褛的上访者，502号牌子的工作人员在另一个窗口接待了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并将材料转交了正在召开的人大会。同时，童增与他的学生利用人大代表晚饭后出来散步的机会，到代表驻地的饭店门口分发材料，于是，对日索赔提案如外电报道的“一声春雷”，成为那届人大会的热点，也逐渐为国人所关注。
童增介绍，当时，他所在的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不是很有名，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地址，邮递员知道的就送来了，不知道就退回去了，浙江一个老人寄的信退回三次，外面再套了信封又寄来，最后童增才接到。就这样，童增相继收到了一万多封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待了很多直接找来的人，武汉一位名叫陈忠义的老汉，当年他妹妹被日军抓走后一去不复返，他到北京为了找到童增，在北京火车站地上睡了5个晚上。为了帮助这些不幸的人，童增竭尽所能投入其中。而面对记者的钦佩，童增却用遗憾的口气称“能力有限”。
对日索赔这样一个从民间发起的事件，其艰难程度非常人所能想象。各方的理解也需要一个过程，如因被关在监狱而成为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劳工张文彬老人找到童增后，外国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当日本卫生组织与国内联系时，被某些人认为是干扰政府工作，说是童增瞎编的，给顶了回去。
采访中，记者感觉到童增不大愿意谈起索赔中自己不愉快的经历。当采访将要结束时，看著名片上童增中祥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身份，记者他为何自己办公司时，童增才轻描淡写地说：“1998年被公司以长期从事对日索赔和保卫钓鱼岛为由开除了，为了生存，就自己办了公司。”
谈到未来，童增神采飞扬：“现在，各渠道都畅通了，网络使沟通更便捷，以后的活动将更加理性化和法律化”。
对于童增、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载不动，许多愁”已成为历史，“希望还在，明天会好”是中华民族崛起应有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