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广播过一篇新华社的报道，其中提到，由于受法轮功的影响，2500人死了。由于编辑的笔误，广播中数位变成了25000人。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错误，因爲刚好那天早上我读到了<<中国日报>>上的同一篇文章。我们在后续的一次报道中去掉了一个零，之后，再也没听到读者或电视台管理层的反馈。我们在一次早八点的新闻中报道说，中国在2003年底前将发射载人太空船。在午间新闻中又说“具体发射日期尚未确定” 。写这篇新闻的编辑告诉我，这件事也许还要等很多年。事情总是这样：新华社或中央一台新闻的原作者没法联系到或他们根本不负责，而我们广播组的成员也没人了解相关情况或者不屑去打电话核实。我们也并不深究，只会根据最新版本的新闻进行报道。大家都认爲，这样已经够好了。
所有这些事情对人的使命感都是巨大的考验。有时，大多数的外国专家被迫辞职。本来我们应该是被当作新闻报道的语言守门人，尽管领导对我们漠不关心，培训也得不到支援，我仍然坚持尽最大可能地校对好中国新闻编辑们给我的稿件。一位元并未到场采访的文化记者写道：“一个由学生自编的校园话剧决定推翻旧有的运作模式, 加入到南京的市场竞争中去。” 我尽最大可能地编辑，让这位元记者的话读起来更顺畅些。“罗密欧还是奥赛罗…全校著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演员组成的强大阵容出演，将英国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的剧作的魅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该剧改编自莎翁的大作。” 但由于管理上的问题，我所做的努力都白费了，我也只好一个人静静地走开。由于工作职责不明确，过于热情的审查员有时自作主张地认爲他们也是语言专家。一位外国专家写下一则头条新闻：“尽管对人权的看法不一样，东西方学者在人权问题上找到共同点 ---国际人权研讨会在京举行” 。审查员将其改爲：“国际人权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学者认同东西方国家不应将价值观强加给对方” 。我对这篇文章并未作任何改动。一次一位外国专家写了个标题：“中国对国防峰会再次表示愤怒” 。审查员改爲：“美国官员会见台湾汤曜明 中国表示愤怒” 。对此，我一言不发。
误报死亡人数，或改变中国另一项巨大成就的时间安排，这都没有什么后果。然而，有几件事需要我们特别警惕。一位外国专家曾因参加一次经济会议时将台湾列入“国家”之中，而不是将其放入“国家和地区” 的分类中，差一点就被解雇了。台湾是“台湾省” ，或“台湾岛” 。陈水扁是台湾“所谓的总统” 。法轮功被称作“邪教法轮功” ，每当此时，我总是不明白那些节目主持人怎么能做到板着脸、忍着笑走出演播室的。由于某种缘故，中国大陆被称爲“中国的大陆” 。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被称爲“所谓的异见者” 。尼泊尔的毛派叛乱者被简单地称作“叛乱者” 。有一次，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问自己，我们的观众难道不会质疑这些“叛乱者” 的行爲太无缘无故了吗？到目前爲止，他们共残杀了大约7200人，包括在2001年6月大屠杀中遇害的9名尼泊尔皇室成员。难道你不认爲他们有着明显的动机吗？我问到。“因爲今天是星期一的缘故。”我的一位外国专家同事试图解释说。我们还非常喜欢说“进一步”这个词，用来表示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开放了法律服务领域。” “新的法律条文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权政策的改善。” “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有些人希望CCTV-9成爲最新科技的绿洲，因爲作爲政府的下属机构它具备着很多优势。但它毕竟是中国众多脆弱的国有企业之一，而且，一个宣传工厂还需要多少高科技吗？在新闻组只有2个互联网终端，由于国家对网路进行封锁，包括BBC，美国之音，美国国防部，时代周刊及所有的Geocities的网站在内的众多网站都无法连接。我们编辑和整理报道的软体老出毛病，已经过时了，而且基本没人维护。录音棚两扇门的把手没有一个好的。技术支援工程师，音响师和录影师都不会说英语。我们从不做视觉特效，而且声音编辑设备都老掉牙了。这里曾有一个更先进的音响系统，但唯一一个学会使用它的人早就转行去做电影了。几乎没有资讯技术方面的支援，CCTV-9的功能变数名称下甚至都没有电子邮件服务。最高层的雇员的名片上写着：“约翰·李，执行制片人，[email protected]。”
如果说CCTV-9的技术太原始，这里的物质环境更是如此。中国的清洁卫生行业非常落后，<<中国日报>> 2003年第一周的社评就是这个话题。包括CCTV-9新闻办公室在内的北京大多数地方，是由一些工资很低、未受过训练的保洁员用黑黑的拖把和脏兮兮的抹布来打扫卫生的。即使是那些懒散惯了的雇员也不愿去碰新闻组的桌子。窗沿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浮土。空调通风口弯曲了，锈迹斑斑。墙上到处是鞋印、溅出的饮料和掌印。屋顶的瓦松动了，有些已经破了。键盘上油迹斑斑，电脑萤幕上到处是手指印，CPU风扇上积满了土，主机上也满是土。从两张工作台之间看下去，你会发现一捆黏糊糊的线缆，丢弃的纸张，掉下去的筷子，糖纸，报纸，一张一元钞票，还有其他你能想到的垃圾。多年来的垃圾堆成了一摞，有的藏在桌下，从来没人去碰、也没人想到扔掉这些垃圾。夏日的下午或晚上，男厕的尿味传到走廊上，也传到附近的办公室里。
据称，这一切都将改变。改变的原因并非来自内部，而是多亏了 <<新闻周刊>> 的一篇文章。据我了解，中央电视台将在2008年拥有由Jan Koolhaas设计的豪华新总部。现有的12个频道将拓展成200个频道，还将有更多的自创节目。我与一位中方员工谈起了这些发展规划，接着，又谈到了台里刚上的一个财经节目。我们都质疑，能与CNN、BBC的亚洲财经栏目主持人竞争的财经人才从何而来。我认爲，问题在于，CCTV-9疏远了人才。我提起一位因此离开的财经编辑的名字作爲例证，那位同事立刻变得冲动起来，争辩着说，你没必要坚持原则，妥协的人过得也挺好，让我也不用全信那个财经编辑的话。
到2008年我早离开CCTV-9了，到时候，各国记者将来北京采访奥运会，享受中央电视台的豪华设施。但即使是现在，想起那些有讽刺意味的事、那些浪费，我都会不寒而栗。我想要一个更大、更漂亮的中央电视台？还是我希望有一个更大、更漂亮的政治局？
我总是对这些迷团庸人自扰，钻在死胡同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年青人告诉我，天安门大屠杀是邪恶的学生对人民解放军的袭击。我也没去理这群没有眼光、顽固不化的人。我希望从一位刚从她渴望已久的CNN培训班上学习归来的中国编辑身上，看到优秀记者的做法，可是，她被提升成了审查员。我帮助同事给美国大学的新闻学院写过申请信，我也礼貌地不去问及他们拿着这样的高学历学成回国后能做什么。我非常尴尬地拒绝了另一个有能力、非常能干的采访记者的工作，他正忙于完成关于体育报道，中共在中国青年中的受欢迎程度越来越高，和长征火箭100%安全记录等专题的作业。他纠正我说，长征火箭的发动机是安全的，火箭在发射中国神州太空船时从未失误过。只是在发射其他国家的东西时，比如说在发射美国卫星时发生了爆炸，杀死100多名中国村民。
我是一名技术编辑，在网路公司纷纷破产时从矽谷逃了出来。当时我想出来闯闯，结果在北京找到了机会。我没有受过任何新闻方面的正式教育，我也没有经历过关于政府控制资讯传递等问题的课堂上激烈的争论。也许我对确保人们追求真理的自由这一问题上没有象其他人那样思考得深刻。所以，当我认爲自己有义务去揭露这些丑恶时，我只感到恶心，并没有高尚的感觉。我对所有这些事的厌恶一定也揭示了我那些中国同事们巨大的失望无助和他们隐藏在心里的一些事。但让我无法理解的是：他们爲什么消极无奈地接受, 而不愿去把那一扇扇越来越破烂腐朽的门踏在脚下，去迎接知识之光；爲什么他们随时准备用小丑般的化妆来掩盖事实，挽回中国的面子。我能确定的就是我必须如实地记录我的经历，此时此地，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作CCTV-9 最好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