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危机形式的一种，却值得特别担心。印尼等国有过这种先例，但社会如果保留完整的宗教信仰、民间社团和文化传统，是可以及时抑制和消解的。中国却失去了这些条件，因此就有可能扩大为全社会的危机。
举例说，如果经济危机引起企业连锁倒闭，大批解雇工人，进入百业萧条的循环，短时间出现几千万失业者或无工可做的流民，不能养家活口，又没有社区接济和道德制约，加上平时积累的怨恨，很容易走上以非法方式解决生计的道路。比较缓和的状况是犯罪逐步增加，最终泛滥为警方无力控制的犯罪大潮；极端状况则是由突发事件引起城市街头打砸抢，短时间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
我在《黄祸》里描写了北京一个救济粮发放点因为七百克面粉的争执引发暴乱，随后暴乱连锁扩散：
“……人人都知道自己和家人活下去的唯一保证就是吃的。既然秩序已乱了，不参与抢劫最终就会一无所有。食品店、粮站、饭馆、食堂如秋风中的落叶被一扫而空。人们的不满和仇恨愈演愈烈地发泄出来。居民家庭紧接着被波及。只要有人喊一声某家有囤积，人们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地冲进去洗劫、放火和杀人……晚来的人又在街上抢那些早来的人。抢劫如同涟漪那样一圈圈扩大……当涟漪继续向外扩大，就成了城里人冲进郊区村庄，一股脑将农民的粮食、猪、羊、连出壳不久的小鸡全部抢光。而惊呆了的农民清醒之后，便以十倍的仇恨和疯狂去抢别的村子，杀城里人，截断铁路公路，把一切正在运输途中的物资劫为己有……”
这虽是小说里的描写，却不是没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群众是很容易被哄抢带动的，这在眼下社会新闻中都不乏见，不要说在难以糊口之时。而那些遭抢后的人家无以为生，加上满腔愤怒，也只有加入抢劫行列。这种连锁扩散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只要没能在一开始就制止住，随着范围扩大只能越来越束手无策。
中国农村普遍对城市抱有憎恶，这是几十年城市对农村经济上盘剥、人格上歧视的二元对立造成的。平日处于弱势的农村无从伸张，在危机来临时农村也不会对城市援手。囤积居奇、暴抬物价是一方面，还会划地自保（如SARS期间所为），设卡收费，哄抢公路铁路运输物资等，造成城市之间物流中断，加剧城市物资匮乏，进一步加深危机。
在农民以家族姓氏形成帮伙，却没有整体文化结构对其整合时，那种帮伙更接近黑社会性质－－对“熟人共同体”有内部制约，对外却可能导致更多冲突。因为结成帮伙的人自知强大而增加进攻性。反而是一盘散沙的人因为力量相近，容易保持互不侵犯。因此目前重新抬头的农村宗族组织，不一定像学者乐观期待的那样成为缓和危机的“本土资源”，反会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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