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英文是conscience，词义是sense of right or wrong。所谓“社会的良心”， 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说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索真理，而他们的本能就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思辩，对社会现象做出道德的判断。虽然 “知识分子” 的概念尚且没有人人认可的内涵 (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但位于一个国家学术金字塔顶尖的院士怎么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吧？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中国的院士是“社会的良心” 吗？
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院士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社会良心” 不同于“社会的良心” ，它是指一个人，一个团体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没有社会良心，当然就不会成为“社会的良心” 。事实是，几十年来，中国的院士为了一己私利，一直在昧着良心，欺骗公众，欺骗社会。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信任，院士对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严重。
说“中国的院士没有社会良心”，可能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不错，中国的院士群体中，有学术水平高的，有道德修养好的，也有二者兼备的。但作为整体而言，这是一个腐败的机构。判断一个群体、一个机构是否腐败，并不是看这个群体、这个机构的成员中有多大的比例是腐败的，而是看它是否有一个优胜劣汰的吐故纳新机制，是否有一个严格全面的自我监督机制，要看它的内部到底是邪能压正，还是正能压邪，更是要看这个群体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体表现。总而言之，就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根据上面的这些标准，中国的院士根本就不及格。
新中国的院士制度开始与1955年，当时称之位学部委员。从1993年起，中国的学部委员改称院士，院士人数也在几年间翻了一番。与之相应的，是院士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亦明：中国院士制度的演变)。本系列文章分为三篇，将从不同的角度揭露、分析、批判腐败的中国院士制度，撕下蒙在中国院士头上的神秘面纱。中国院士学术水平的问题，不在本系列讨论之内。本系列文章只讨论中国院士的道德问题。
一 亩产万斤与饿殍遍野
早在“大跃进” 时代的1958年，中国的学部委员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 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钱学森：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钱学森：农业中的力学问题)。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毛泽东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从理论上说，钱学森可能并没有错。植物如果能够利用太阳光能的30%，并且植物五分之一是可食用的粮食，亩产量确实可能达到五万多斤。但在现实中，这两个 “如果”是明显不可能的，即使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而放在1958年、1959年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那就是明显的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可能是中国院士丧失社会良心的最早例子。
钱学森先生在五十年代经过长期争取才辗转从美国回到中国，在1957年当选为中国第二批学部委员，并在195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钱先生回国的目的不外是报效祖国，那么他为什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干这种今天看来如此愚蠢的事情呢？即使是五谷不分的公子
哥，也应该知道把当时粮食平均亩产从数百斤提高到数万斤应该是多么的不可能吧？更何况，从“前年卖粮用萝挑” 猛升到“今年汽车装不下” ，恐怕连小孩子都骗不了吧？在“中国的院士制度演变” 一文中，我曾说过：“政治标准在院士选举中的实施，使院士成了政治制度的附庸，使他们丧失了社会良心”。 钱学森先生在美国受到麦卡锡反共狂潮的迫害，回到中国后，又耳闻目睹反右运动的残酷激烈，这些，对他不可能毫无影响。把个人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放在了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之前，是院士社会良心丧失的主因。
除了钱学森，另一个在“大跃进” 运动中丧失了社会良心的是第一届学部委员、经济学家薛暮桥。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丁抒：《人祸》第四章：吹牛皮乱放“卫星”) 。
“大跃进”造成数千万中国平民死于饥饿，笔者在此无意计算其中有多少是亩产万斤理论的牺牲品。今天看来，“大跃进”运动的实质就是愚昧，而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人，也就是那些学部委员们，却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承担“社会的良心” 这副重任。相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来使这种愚昧的行为变本加厉，使愚昧行为穿上”科学“的外衣。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主动抛弃自己社会良心的学部委员还是极少数的。但绝大多数的学部委员却通过沉默，被动地支持了这些丧失良心的人。钱学森完全可以保持沉默，但他却选择了说假话。其他学部委员应该说真话(当然要冒风险，否则还叫什么社会的良心)，但他们却几乎全都选择了沉默。可怜的学部委员们，你们为什么会全部做出错误的选择？
二 “基因皇后”裙下的中国院士
2000年8月2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主任强伯勤代表国家在北京长城饭店接受了被中国媒体誉为“基因皇后”的美籍华裔科学家陈晓宁教授的捐赠。同一天，陈晓宁被聘请为国家基因组北方中心分子细胞遗传实验室主任及教授。(《北京晚报》2000年8月28日)。据说，陈晓宁的捐赠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人类基因克隆库。此前，中国各大媒体都用大量篇幅介绍了这个陈晓宁。据《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昨晚10:30，当刚从美国归来的陈晓宁教授小心翼翼地将一片片活体基因板放入零下86度的冰箱中时，标志着我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掌握最顶级基因技术的又一个国家。”(陶俊峰：三大基因库昨日顺利运回国内)。北京电视台在7月8日和7月15日的《中国人才报道》节目就说：“据有关人士粗略估算，她(陈晓宁)现在的身价价值5亿元之多。”这些“有关人士”就包括中国的著名教授和院士。
不过，这出闹剧只上演了不长时间就嘎然而止,长话短说，这个“基因皇后”实际是美国大学的一个实验技术人员，她带回去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尚无法估量的基因库”实际上花个几千美元就可以在美国市场上买到。陈晓宁捐献的真实目的是要为自己的公司造势，以便进入香港的股票市场。方舟子起草的一篇公开信马上就把这个西洋景戳破了
其实，中国的院士何止是默不作声，有的人实际上成了这个丑剧的吹鼓手和广告牌。那个“代表国家”接受“捐赠”的院士强伯勤还担任陈晓宁的“博宁基因公司”国内顾问团首席成员，名列第二的是另一名院士吴旻。尽管吴旻院士后来否认与“博宁”的关系，
但那已经是在丑剧败露之后好长时间了。(吴旻：关于《博宁基因公司宣传材料》的声明)。博宁公司国内顾问团的其他成员包括：现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金力教授；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沈岩博导；北京大学的丘镜滢、陈珊珊、戴灼华博导；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方福德、蔡有余博导，等等。
到了今天，事情的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这是中国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是中国院士对中国社会的严重背叛。可是，中国科学院向中国人民道歉了吗？中国的院士检讨自己了吗？强伯勤院士受到任何处分了吗？没有。一切都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被慢慢遗忘。
六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话剧，名字叫做“千万不要忘记”。对，千万不要忘记！忘记了，丑恶的东西就还会卷土重来。
三 震动世界的“核酸营养”骗局
几乎与“基因皇后”闹剧前后脚，中国大陆猛然间刮起了“吃基因补基因”的风潮。印有38位诺贝尔奖得主肖像的核酸营养品广告铺天盖地般地充斥中国的各大媒体，不明就里的老百姓象着了魔似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去购买价格昂贵的各类核酸营养品，其中以 “珍奥核酸”最火，它的营销点刹那间遍布全国。2000年10月，卫生部在青岛召开“2000年中老年保健国际学术论坛暨中国保健品国际博览会”，“珍奥核酸基因营养素”获得唯一的金奖。2001年1月5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让生命核酸造福人类－－记我国著名基因科学家、大连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崔秀云教授》。在这篇采访报道中，这个著名的“基因科学家”竟然得意忘形地把自己“发明”的“生命核酸”吹嘘成当年秦始皇到处寻找的“不老仙丹”。
学过大学本科程度生物化学的人都应该知道，人类的食物中含有四大类高分子化合物，它们是：蛋白质、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淀粉)。这些化合物质需要在人的肠胃分解成组成它们的单体或小聚合体，然后才能够被人类吸收利用。所以，尽管你吃的是蛋白质，但被吸收利用的却是氨基酸；吃的是核酸，被吸收利用的却是核苷或核苷酸。由于这四大类物质在普通食物中大量存在，并 且人体细胞本身具有生物合成能力，所以只要饮食正常，几乎没有人需要单独进补蛋白质或核酸。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可以选择吃米饭，也可以选择把他要吃的米饭用物理化学方法分成蛋白质、核酸、脂肪、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们分别装入胶囊。到底是应该吃米饭，还是应该吞食胶囊？如果没有病，一个人选择后者的原因只能是愚昧。而教唆别人选择后者的人，如果不是愚昧，一定是一个想要从中牟利的骗子。
“核酸营养”案的炮制者就是这样一群骗子。
不过，尽管“核酸营养” 案涉及的知识成分和知识水平远比“基因皇后”案低得多，但要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却令人惊异地艰难。这场战争前前后后持续了近一年，双方你来我往大战了数个回合，真可谓一波三折。交战的一方是几个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而另一方则是包括国家卫生部、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在内的强大势力。需要特别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个卫生部就是在今年的SARS风暴中隐瞒疫情的那个衙门。
中国的院士在“核酸营养” 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自称“对医学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老院长卢嘉锡曾在1995年给一本宣扬核酸营养的书《正分子核酸和代谢疗法》写了一篇序言，“祝愿正分子医学及其分支核酸代谢疗法，在中国得到比较健康顺利的发展，茁壮成长，迅速开花结果，为人民健康造福”。 这篇几百字的序言被他的两个学生杨秉渊、王中侃在五、六年后拿出来大肆炒作，在中国报刊上广泛刊登。另一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树政则在“核酸营养”的研讨会和听证会上公开为“核酸营养”辩护。(方舟子：我控诉：中国生物化学界专家向公众做伪证)。这就是中国院士的表现。
倒是外国的科学家敢于主持公正。2001年3月1日，《自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中国科技现状的文章，提到了中国的“核酸营养”。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正面对“核酸营养”提出批评，但已经十分明显地暗示了对它的不屑，这从文章的题目，“中国的希望与炒作” (China's hopes and hypes)，就可以看得出来。[Nature 410, 1 (2001)]。另外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戴维·巴尔的摩 (David Baltimore)、保罗·伯格(Paul Berg)，和瑞士的维尔纳·阿尔伯(Werner Arber)也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核酸没有营养价值。(碧声：诺贝尔奖获得者否认核酸营养)。2001年8月10日美国《科学》杂志发表新华社记者蕾的文章：“中国：生物化学家发动反对道德败坏的网上战争”。(Lei, Xiong: CHINA:Biochemist Wages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至此，这场令中国科学家丢人现眼的战争才出现了根本性转折。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李虎军、朱鹏程的文章：“邹承鲁：‘核酸风波’不是学术之争”，这是中国的院士首次在这场大战中站在正义的一边。此时，距离战争爆发已经八个多月了。10月，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制定“家规”：“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薛晖：学者不得为商家当“托儿”)。
核酸营养品虽然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也可以说是气息奄奄了。现在看来，当时如果没有方舟子挑起战端，没有外国志愿兵的参战，中国的老百姓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受骗，而那些科技骗子也就会成为世界级的富翁。中国人养活了上千人的两院院士，可最终却要身在国外的科学家来充当中国社会的良心。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社会良心哪里去了？
四 小结
中国蒙学经典《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犬守夜，鸡司晨”、“蚕吐丝，蜂酿蜜”，意思是说，每一种生物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功能和职责。在人类社会，当国家受到外敌的侵略时，军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奔赴前线，保家卫国。当一个社区不幸失火时，消防人员也必须奋力抢救受害人的生命和财产。做不到这些，就是失职，轻者要被开除，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
在人类社会，科学家的责任，除了在实验室中从事自己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向社会传播科学知识。而院士的职责，就是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代表科学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可是，从50年代的大跃进，到21世纪的两起特大科技欺骗案，中国的院士不仅没有表态(或及时表态)，没有站到正义的一边(或及时站到正义的一边)，没有保护社会和人民的利益，相反，他们还参与其中、推波助澜，使本来非常愚蠢、简单的把戏变得错综复杂，高深莫测。
为什么科技行骗在中国这么盛行？因为它每每能够得逞。
为什么科技骗局在中国容易得逞？因为中国的院士没有社会良心！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义勇为、扶弱济贫，这些不应该是科学家的基本道德吗？退一万步讲，一个人也应该懂得知恩图报吧？中国 封建社会的士大夫还知道，他们受着朝廷的俸禄，就应该为朝廷尽忠。2000年，针对有些人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声势炒作“核酸营养品”，美国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公开出面，抨击这些商业阴谋，要求美国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象公众传播关于基因的知(http://www.wired.com/news/print/0,1294,36328,00.html)。在欧美社会，伪科学之所以站不住脚，主要原因就是科学家凭着自己的良心，敢于、勇于出头露面，表明自己的立场。可看看中国的院士，他们享受着人民给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享受着只有极少数高级官员才能够享受到的待遇，可他们却不仅不设法报答人民，为人民服务，却在人民受到科技骗子危害时，装聋作哑，甚至参与其间，从中谋利。我不禁要问：院士们，你们的良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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