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蚊子太多,咬的人又痛又痒,我们又没有任何防护,忍不住只有用手抓,然后就会起脓包,几十个脓包慢慢变大,更痛更痒。越抓越毁。最后全身溃烂。有的脓疮要持续几个月流脓流血,怎么都治不好,现在我腿上几个铜钱大的黑斑就是那时留下的。收容站根本不给治疗,理都不理你。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病,很忧愁。老先生劝我,没事,死不掉,打几针青霉素就好了,这里不会给你打,到了劳改队也许会给你打。我实在无颜给父母写信让他们拿钱来赎我。只有硬撑下去。另一方面,我也确实想切身体会一下这些人的命运。从13岁上高中开始,我就关注周围人的命运,我在异常拥挤的纺织厂宿舍区长大,对劳累过度的纺织工人特别同情,一年到头三班倒,发烧到39度领导都不会批准你去看病,不仅没有假期,还要无偿加班。回家以后还要洗衣做饭带孩子。以前只知道工人很苦,也知道农民更苦,现在才知道,不肯做驯服的奴隶,不堪地方官员压力,出门谋生的人才最惨。
户籍制度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的奴隶制度,每个中国人都象劳改犯一样生活,仅仅是吃的住的好坏不同形成阶级而已。每个人都必须在各级党委的安排下艰苦奋斗,永远贫困。你必须与你的同事邻居几十年相处在一起。大家知道,相互排斥相互厌恶是人类的生命本能之一,〔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所有创建者和维护者,宗教宗师,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都是在指导人们如何和睦相处,以免陷入无休止恶斗的泥潭,因为每个个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可能还不如一只狼,或一头羊,人类真正高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就是人类通过语言交流而形成的群体合作能力〕。人们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整个社会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流动性,所谓流水不腐。否则人们相互之间日积月累的摩擦就会演变成不共戴天的仇恨。由于中共这种奴隶社会管理模式加上挑拨离间,煽动仇恨的马克思主义;挑起斗争,残酷斗争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及胁迫多数人残酷斗争少数人的不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是最好的注脚)。形成了滚滚洪流,淹没了中华大地,弄到家家反目,人人自危,个个胆寒的程度。中共中央委员会更是充当全国人民的楷模,毛泽东,张国焘,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亲密战友几十年如一日斗得你死我活。非要斗到同归于尽种族灭绝不可。全中国的干部群众虽然被迫嘴里喊着学雷锋王杰的口号,心里却在琢磨中央领导的斗争经验和斗争手段。怎样说谎骗人以及怎样诬陷他人可以置其于死地。自古言教岂如身教?收容站关押的人本来都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善良者,这些人宁愿回避矛盾斗争而另寻生存之道,却被民政局关进监狱,而且是比社会上拥挤十倍地关押在一起,其必然相互仇恨相互残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所有人都被逼到了生存底线,仅仅为了能够在晚上睡觉时可以平躺下身体就得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
蚊子,伤痛和脓疮折磨着我,比这更痛苦的是灵魂的痛苦。我们究竟伤害了谁?攻击了谁?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种折磨,这种虐待?没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犯任何罪。我们只是不想做奴隶,只是不愿参加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只想自由地工作,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寻找真理,自由地选择信仰,尽人道天寿而已。
有天上午,我们看见几个大差抬着一个满头满脸血的人过去,中午打饭的大差告诉我们,一个东北佬被几个干部打急了,从二楼上跳下来,正好摔到头,死了。老国军大怒:又是一笔血债。早晚要还过来。我急忙插嘴问:这里也和樟木头一样无法无天吗?那个大差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哪个收容站一年不打死几个人?你倒说说看。你以为广州会例外,哼!过几天就要送你们到大尖山了,到那里去长长见识吧。
后来我看到孙志刚被打死的新闻一点也不惊讶。因为17年前我已切身体会了收容站的一切,前后达四个月之久。几十年来在收容站被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谁也没法统计。当人们惊叹中国出口加工业的快速增长时,只有很少人意识到:这个社会在很多方面是原始社会。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都是现代文明不可缺少的载体,几乎和铁路公路航空水运一样重要,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动脉。人民需要这些交流平台讨论和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从高深的宗教哲学问题到什么样的青菜农药激素含量太大不能吃的问题千千万万的问题都必须面对。而中国动脉传输的几乎都是谎言和有毒垃圾。毒害和欺骗着一代又一代人。这些人又怎么可能建立文明?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原始沙漠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几十年来没有人知道收容站里的任何事情,除非你在那里生活过。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围墙社会里每一座围墙里的任何事情,即使你身边的几个院子也如此。因为各级政府和每个单位还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专政工具刻意封锁真实的消息。一切真相都被蓄意隐瞒,一切都是国家和单位的机密。随时可以把你痛打一顿或者投进监狱。
所以我们愚昧和野蛮是必然的。积累下去还有更苦难的深渊在等着我们。
张林 2003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