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的不说,就说袁世凯吧。他在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开始了他积累个人势力的第一步。由于出卖戊戌维新和镇压义和团有功,他在1901年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3年又任练兵处会办大臣,正式变成北洋军阀首领。权力之大,无人可以望其项背。1909年(宣统元年)初,摄政王戴沣嫉他大权在握、狠他为人奸乍,担心他篡权夺位,把他削职为民。虽然失去了所有职务,在河南老家当寓公,北洋军六镇之兵仍然唯他的马首是瞻。冯国璋、段祺瑞、曹锟等北洋大将只对他服服贴贴。1911年武昌起义后,革命烽火四起。为了有效地调动北洋军镇压各地起义,满清政府派出徐世昌等大员到袁世凯家去低声下气地请他出山。出山以后,袁世凯以其手中的军权为后盾,左右开弓,以挟制清帝退位为条件胁迫孙中山让位,又以保证清皇室不受革命军侵扰(按外国使节礼遇)为条件引诱清帝退位,从而一箭双雕,篡夺了权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政权,由一介平民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袁世凯的经历说明:对于他这样的强人,名份无关紧要。但是,恶性膨胀的野心却使他失去了固有的深谋远虑,他居然做起皇帝梦来。他一心想当洪宪皇帝,决定恢复帝制,称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是,在当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以后,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逼他不得不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不久以后即重病忧郁而死,成了遗臭万年的窃国大盗。
再近一点,说说蒋介石。蒋介石投身于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资历并不算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才是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团长,连孙中山的面都没有见过。而在那时,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早已追随孙中山鞍前马后多年,成了孙中山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孙中山革命二十多年,屡战屡败。惨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于是,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他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黄埔军校。并且任命刚刚由苏联考察回来的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作为其校长。黄埔军校名为军校,实际上是一个学制仅半年的军官速成短训班。在短短几年内,黄埔军校培养出大批军官。这些军官形成了蒋介石的权力基础。蒋介石把他们视为亲信,对他们率领的部队倍加关照,当成他的嫡系。凡是黄埔出身的军官,无论后来的地位多么高,他们始终自认是蒋介石的学生。无论蒋介石有多少个更为显赫的头衔,他们还是把蒋介石称为校长。除了校长的命令,这些骄蛮狂妄的(学生)军官谁也不听、谁也不服,无人能够指挥他们。终其一生,蒋介石曾经离职或下野过三次,但每次的结果都是由国民党党国的高官请他重新出山,并且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使他逐步变成了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独裁者。
由此可见,在法制徒有虚名的专制社会里,权力和职位从来就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对这一点,周恩来洞若观火。虽然他的资历不亚于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党国元老,但是他却不在乎名份。尽管在中共历史上,他当遍了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却从来不去争当遭人猜忌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林彪等人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傻气十足地、得意洋洋地站在他前面作他的挡箭牌。他们哪里知道,虽然连第二把手都不是,但是周恩来的权力却可以与第一把手匹敌。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任何人难逃革命群众的冲击。为此,共产党党国在1967年1月13日颁布了“公安六条”,其中第二条明文规定,“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惩办。”周恩来不在不可攻击污蔑的范围内。那么,周恩来就可以攻击污蔑吗?非也!“五一六兵团”给他贴了一些大字报,立即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抓“五一六”份子的运动。周恩来不在乎名份,只在乎实际。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清楚地告诉我们:尽管林彪有副统帅的名份,而且海陆空三军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但是,(在毛泽东的认可下,)周恩来却对林彪一伙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那些司令和政委们还不如周恩来手下那些没有显赫名份的工作人员的权力大。林彪的飞机还在天上,周恩来就把杨德中派到空军司令部去协助吴法宪指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德中与空军毫无关系,也没有指挥空军部队的专业知识,他有什么资格协助空军司令员、政治局委员、空军中将吴法宪指挥空军?名为协助,实为监视也。果然,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吴法宪在几天以后就束手就擒了。
回顾民初、国民党党国和共产党党国的历史,难道我们可以对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抱多少希望吗?作为一个普通共产党员,邓小平所剩下的唯一职务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然而,他还是继续垂帘听政。他在1992年到南方游玩期间说了一些话,要求党中央把它传达到全党全国。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不同意。政治局常委宋平说:“一个普通党员在汉阳车站站台上散步的时候说的话,怎么可以作为中央文件传达呢?”邓大人火了,气愤地说:“现在有些人连我的话都不听了。”他觉得垂帘听政不够劲,想卷帘执政了。他气势汹汹地威胁,“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一句话把江核心吓破了胆,赶紧按照邓大人的旨意,在经济政策上作急转弯。老左派邓力群大为不满,写信给江泽民指责他见风使舵。在信中,他讥讽而苦涩地说:“江总书记未免转得太快了。”
读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要问,既然强人不在乎名份,为什么江泽民要赖在军委主席的宝座上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江泽民还不是强人。强人不在乎名份是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营造了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权力基础。他自信谁也推不倒他、动不了他。江泽民没有这种自信。他知道自己的人望不高、名声不好。他害怕自己一旦失去权力,就会被人民(或政敌)打倒。更何况,国际社会还在以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对他进行起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