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胡的讲话对“亲民”的强调力度，超过改革以来的任何一位党魁，他说：“要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用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国内御用精英在解释讲话的精髓时，也强调讲话的创新在于把“三个代表”的本质解释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绝非创新，不过是对十六大报告的选择性解读而已。
胡温亲民路线的更深层的本质，是“党权为本”而“亲民为用”的统治策略。胡锦涛要求中共党员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根本原因，绝非是为了启动还政于民的政改，而仅仅为了巩固政权及自身权力。胡的讲话已经自我坦承，道破了其亲民的实质：“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正是为了使中共的独裁权力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才会大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其后的所有党魁才会在亲民上大做文章。而且，中共的历史显示，往往在两种情况下，中共高层最强调走亲民路线。一是权力交替后的政治新人初登大宝之时，一是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之时，而胡温的当下处境，正好又两者兼具，所以，“亲民”就更是胡温巩固自身的权力、提升自身的威望和安抚民众不满的需要。十六大以来，新上台的胡温二人在亲民上最下功夫，也已经从亲民姿态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与奢华浮夸的江泽民时代相比，“平易亲民”和“务实高效”就成为胡温体制的标志性品牌，几乎是无所不在地、时时刻刻地加以凸出亲民姿态。
比如，温家宝的短短46小时的香港行，就不辞辛苦地做足了亲民姿态，有人还为温家宝总结出“亲民”的“九项第一”：1.舍弃豪华房车而与随员共坐小巴出访；2.舍弃总统套房而入住商务套房；3.随团车队减半至20辆；4.代表团及随行人员减至40人以内；5.首次有总理级领导人出席升旗礼；6.首次探访民居；7.不出席大型宴会；8.首次越过保护区，与港人全接触；9.首次由陆路返内地。虽然温的亲民得到了港人的欢迎，但他却把握着严格的政治底线，不越过雷池半步：
事实上，平民总理应该知道：从启动23条立法的第一天起，港人的反对就从未停止过，而且愈演愈烈，波及面越来越广，甚至连平日里反对街头政治的“保守绅士们”（如法律界），即便是平日里不太关心政治的影视界（如著名导演徐克、徐鞍华等人），即便是平日里亲大陆的媒体（如明报），也在温和的手段用尽之后，选择了走上街头，加入到反23条的最后冲刺中，七一的大游行最保守的估计也高达50万人。可见，温家宝在港时期，政治上反对23条，正是港人的最大民意。港人对平民总理首次来港的期待，起码是希望他在出席完回归庆典之后，还能多停留几小时，即便不敢与游行队伍亲密接触和直面民意，也该在一定的距离之内，感受一下港人强烈反对23条的民意。
温家宝无论多么想用经济大礼和亲民作风来赢得港人的民意，也决不会与港人反23条的主流民意进行亲密接触。在骨子里，他的亲民是经过审慎的功利计算的，只要不越过中共的制度底线，他就马不停蹄地光顾淘大花园、威尔斯医院、工地、码头、广场（商场）、交易所等地，而只要有越过中共制度底线的危险，哪怕是一次简短的问答，他也决不会直接面对港人的反对性民意，更不可能惠及七·一反23条大游行，哪怕这是现在的港人最关心的大事，哪怕50万人大游行已经尽显主流民意。要不然，温家宝的行程安排，决不会正好与大游行错过，也不会回避与香港的大学生见面。
中共高官的亲民，至多是俯身倾顾和为民作主的救世主姿态，是自上而下的行贿式的恩人关怀，不可能具有尊重民意的现代政治文明风范。独裁者的亲民，只要求民众高呼 “谢主龙恩”和“奴才该死”，而决不允许民众具有独立发言和反对政府的权利。不过是对民众进行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诈取：先是在物质上诈取民脂民膏，然后再通过施舍本该属于民众的面包，而在精神上诈取民众的感恩戴德和驯顺依附，从而形成了本末倒置的官民关系－－被供养者变成了仁慈的恩人，而供养者却变成了被拯救的乞丐。
被舆论高度关注的大陆和香港的七·一，令人失望的是北京政权及其傀儡特首董建华，而令人鼓舞是热爱自由的普通港人。在大陆，有网友在看完胡的七·一讲话后感叹道：“今夜没有奇迹！关上电视睡觉！”而在香港，我却从互联网和香港朋友的电话中感受到奇迹：自由香港在大陆政权和傀儡港府的双重打压下，有50万人参与反23条大游行，为自己、也为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创造了政治奇迹。
由此可见，能够得到真正尊重的民意表达，不取决于统治者是否有尊重民意的主观意愿，而取决于是否有能够逼迫统治者不得不尊重民意的制度。而这样善待民意的制度，只能诞生于民众的主动争取之中。
2003年7月11日于北京家中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评论家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