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非张治中亦非赫尔利
一种观点认为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以“和平将军”著称的张治中在当时的确曾努力促使国共两党恢复和谈，但通过蒋介石电请毛泽东赴渝这种方式来恢复和谈则未必出自张治中。此外，国民党的档案文献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也未提及此建议是出自张治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在《赫尔利使华与抗战胜利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一文中，作者牛军认为是赫尔利导演了蒋介石三邀毛泽东赴渝谈判。
1945年8月16日，赫尔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此建议是自己所提。对此，我们不可否认，当时赫尔利的确曾向蒋介石建议过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而且早在1944年10月，赫尔利就曾设想过，当时机成熟时，由他撮合让蒋介石与毛泽东见面，发表宣言，促成国共合作。
赫尔利是在8月15日晚，蒋介石向其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及签约的消息时，建议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的，而蒋介石早在此前一天即8月14日就已发出了对毛泽东的第一封邀请电。
吴鼎昌与唐纵之说皆有待证实
当前影响最大的一种观点认为重庆谈判是出自国民党政学系人士吴鼎昌的建议。时任《大公报》重庆版负责人的王芸生指出：“1945年8月13日，日本确定投降，吴鼎昌当时任蒋介石政府的‘文官长’，他向蒋介石献策，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蒋介石采纳了吴鼎昌的献策，由吴起草了一个寒(14日)电，拍往延安。”
据王芸生回忆，吴鼎昌向蒋献言后，为了给他曾任社长的《大公报》一条特大新闻，便于15日将蒋的电稿交《大公报》，准备当天发表在晚报上，但在检查时被扣，经请示侍从室，陈布雷称“绝无此事，是《大公报》造谣”。结果，此电只能在16日由中央社发出通稿。
对此，学者汪朝光认为，“吴将电稿交给《大公报》，只能说明他事先得到此电稿，并不必然证明此电与他的关系”。
汪朝光在对“吴鼎昌建议之说”进行怀疑之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唐纵建议说”。汪朝光认为，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非常值得注意。该份文件拟于日本投降前后，于8月12日交给蒋介石。蒋在两天后即电邀毛赴渝，该建议对国民党邀请毛泽东赴渝的原因及利害表述得非常清晰，无论其起到作用与否，它所反映的内容应该是当时国民党的真实想法，即以和谈压中共就范”。
极有可能是蒋介石本人
其实，除有人建议外，还有一种我们不能否认和排除的可能性，即重庆谈判的首倡者就是蒋介石本人。
据胡乔木回忆，早在蒋介石第一次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3年前的同一天，即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忽然在重庆约见恩来同志，说他将去西安，拟在那里约毛主席一晤，并连说了两次，还要周恩来电告延安。为此，从8月中旬到9月初，毛主席和恩来同志进行了反复磋商”。“毛主席比较倾向于由他亲自出面与蒋会谈”，但“恩来同志对毛主席离开延安与蒋会面的问题十分慎重”，“认为蒋介石仍想打击我党领导人尤其是打击毛泽东同志，毛主席与蒋介石会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安全也没有保证”。“最后，中央采纳了恩来同志的建议，在进一步判明蒋介石的意图之前先派林彪见蒋，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毛主席是否与蒋会面以及何时会面”。
此后，林彪赴渝谈判达半年之久，蒋介石迟迟未提与毛泽东会谈之事。此次蒋、毛会面虽未实现，但蒋之提议表明他本人早已有与毛泽东直接会面商谈国共问题的想法，并非直到抗战胜利时接受别人建议才有此考虑。
据张治中回忆：“记得是1943年夏季的某一天，蒋约我去说：‘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我听了这话很兴奋，即答：‘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的信交我。蒋何以忽有此动机，是不是由于1943年5月第三国际宣告解散，曾引起反对派‘招降’共产党的幻想，他也存在此幻想呢？不得而知。这时林彪准备回延安，我在家里为他饯行，就在那天晚上把信交给他。不过，以后并没有听说中共对蒋的邀请有任何的表示，我也没向周恩来查问。但是，这却为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先生由延安来重庆伏下一笔。”
蒋介石的再次邀请虽仍未能得到中共的积极响应，但这也再次表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并非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在其头脑中早已成型的一种政治考虑。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为蒋介石再次萌发邀请毛泽东会谈的念头提供了可能。
摘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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