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游行获得出人意料的结果：特首董建华表示，对“二十三条”作出三项软化修正；稍后，在盟友倒戈一击的情况下，董建华被迫宣布押后该项立法的二读程序。
这并非特区政府的让步，而是北京政府的让步----或许感觉到对台湾的影响：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江泽民糟蹋香港的“一国两制”，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对台湾的恶劣示范，联系到其对台高压政策，实际上是变相鼓励“台独”，“曲线救台独”（有人甚至据此推断江泽民系台独卧底）；或许顾忌到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南海对香港事务的任意插手，破坏“一国两制”的实践，已经严重损害其国际信誉。
这一让步，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胡锦涛温家宝新领导层的些许开明。同时透露的，是江泽民及其“上海帮”权力金字塔的早期泡沫化。因为，这绝非江泽民的让步，而是胡温新领导层的让步。
毫无疑问，大游行表达的，是港人坚决反对“二十三条”立法的意志，但同时，也深度折射出香港现状的五味杂陈。
回归六年，香港一步步濒于绝境。由外，连续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禽流感、“九一一”、非典瘟疫等打击。由内，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在危机面前，反应迟钝，束手无策，且一贯高高在上，不深入调查研究。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下，显得治理无方，滥竽充数。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任何国家和地区，当经济低迷的时候，都以减税，作为基本应对手段。香港特区政府却反其道而行，经济愈是低迷，却愈是加税，怎不令港人怨声载道？
如今，香港失业率创下历史新高，达8.3％，就业不足率达3.8％，预计到第三季度，失业率将继续攀升至9％到10％。今年预算财政赤字，已经高达近600亿港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5%至6%，超过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3%)。而实际的财政赤字可能更高，达800至1000亿港元。回归短短数年，就从巨额财政盈余，变巨额财政赤字，而且是短期内难以消化的“结构性”财政赤字，这一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并因此成为亚洲地区的一个“负面典型”，被多国引为“反面教材”，用以自诫。
伴随失业剧增和财政赤字恶化的，还有一系列并发症：投资环境恶化，金融市场动荡，服务业日渐萎缩，房地产一蹶不振......
“七一”前夕，大陆总理温家宝访港，与特区政府签署“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主要内容是，让香港商品贸易、服务业和投资便利化，许多香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可享有零关税。这一协议，被称作是北京送给香港的“大礼”。然而，鉴于内地经济也持久陷入内需不足，生产过剩，对香港产品的消化必然十分有限，远水近渴，北京“大礼”，并不能为董建华救急。果然，温家宝前脚刚走，五十万港人便走上街头，高呼“不要董建华！”
董建华回应民意时表示：“要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试问：连现有民主基础都急欲破坏，又谈何推进？其真正的动机昭然若揭：循序渐进地推进专制。
鉴于特区傀儡政府的权力，并非来自人民，而来自北京当局的私相授予，所以，特区政府一意奉承和秉承的，就是中南海的意志，全然不理会香港民意民情。最终受到香港人民的唾弃和抛弃，实为理所当然。
参加“七一”游行的五十万人中，主要成份是中产阶级；百分之六十以上具有大专学历。他们是香港衰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香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力量，代表着香港的主流民意。空前的大游行大示威，表明港人对现状强烈不满，对黔驴技穷的特区政府已经失去耐心。
北京和特区政府的暂时让步，证明了香港人民的强大力量。但“二十三条”何去何从？董建华何去何从？香港何去何从？将受到举世关注。或者一意孤行，坚持侧立恶法，激化香港社会对立与分化；或者顺从民意，废止恶法，还港人以自由和自主。
两种选择，两种结果，香港民主，或濒临险境，或绝处逢生，对香港，对中国大陆，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