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活在山村穷困家庭中的13岁小女孩，被邻居蹂躏了近两年，怀孕6个月后才被老师发觉。此后，她经历了辍学、丧母。在被送进医院等待手术时，各方突起争议，她又被送回了山村，手术一拖就是两个多月。其间，镇派出所、镇计生办、镇政府、市公安局、市妇联、市计划生育局、市医院等单位先后参与此事处理，直到6月24日，各方才达成一致意见。今日，这个13岁的小女孩将走上手术台。
6月13日下午，13岁的幸阿妹躺在兴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待产室里，眼睛望着窗外的瓢泼大雨。医生诊断她已怀孕34周了。记者问她是否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她窘迫地笑着，低声说：“知道，怀孕了。”
受辱两年
阿妹说，是幸某让她怀孕的。幸某30多岁，是与阿妹家“共屋”的邻居。(“共屋”是当地方言，意为同一族的人共同居住在集中在一起的几进房子里。)
厄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阿妹已经记不清了。在家人的一再追问下，她才不太肯定地说是在“上三年级时”。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幸某见阿妹独自一人在门外玩耍，便掏出1元钱，说给她买冰淇淋，然后强行侮辱了她。
记者问阿妹：“你当时知道幸某对你做了些什么？”她想了一会儿说：“当时不知道。”
从那个夜晚开始，幸某就缠上了阿妹。阿妹说：仅今年春节(2月1日)过后到插秧完毕(约3月中旬)，幸某就“找过她好几次”。几乎每次后，幸某都会往阿妹手上塞几元到10元不等的零花钱。
阿妹说幸某没有打过她、骂过她，她也从来没有哭闹。记者问：“是因为钱吗？”阿妹想了半天，点了点头。家里太穷了，妈妈做活时摔成了残疾，家里的生活水平是村里的底层。阿妹把幸某给的钱全买了零食解馋。
没有人注意到阿妹手里怎么突然有了零花钱，也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幸某的恶行，直到今年4月17日－－－－阿妹所在小学的老师找她单独问话以后。阿妹说：“老师问我话以后，我才知道幸某强奸我。”
怀胎辍学
从兴宁市区到阿妹家所在的山村，还要走50公里左右的山路。向导用方言告诉记者：兴宁已经是山区了，那个村子“更山”。阿妹曾读过书的小学在一个小山上，学校的罗校长和刘主任冒雨赶来接受采访。
“采访可以，我们有一个要求”，两位校领导一再表示：希望不要报道小学的真实名字，因为“传出去太不好听”。刘主任在报纸空白处写下“山峰小学”几个字，对记者笑了笑。 罗校长向记者讲述了当天的情况：正值课间操，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喝茶闲聊，五年级的班主任王老师突然说幸阿妹的体形最近变得很厉害，“连裤腰都炸开了”。
罗校长感到事态很严重，让王老师马上把阿妹叫来询问，最终确定小孩子是怀孕了，疑犯是幸某。
学校首先想到要通知阿妹的家长。阿妹的父亲幸民当天没有回家，次日中午才赶到学校。罗校长当时提出了3条意见：一是让幸民将阿妹带回家去，家里人商量一下这件事该如何处理；二是学校立即向村里的治保主任和镇里的教育办公室汇报此事；三是要求幸民回去后立即报案。
当天中午，阿妹被父亲领回了家，从此辍学。学校将她的事情上报到镇中心小学党总支办公室后，也没有了下文。事发两个月后，记者采访兴宁市教育局主管基础教育的陈副局长时，他坚持说没有小学生遭坏人奸污这样的事发生，“如果有，会接到报告的”。
记者问罗校长：“为什么在孩子怀孕几个月后，大家才会在一次闲聊中偶然发觉？”罗校长说：“平常没有注意，缺乏警惕性，要是早一点发现就好了。”罗校长告诉记者：这种事情是小学建立以来的头一宗。
突遭丧母
从小学到阿妹的家有将近1公里的路程。阿妹的家中破败不堪，遍地都是鸡鸭的粪便，房里没有电灯，即便是白天屋内也是黑咕隆咚的。幸民是个48岁的农民，每天有忙不完的活，老婆瘫痪在床，一切活计都在他的身上，为了增加点收入，他还找了一份卖猪肉的小生意，每天得起早贪黑地走家串户。
4月18日中午，幸民把女儿从学校里领回家，赶到幸某家里大骂了一顿，回到家后又忙起活来。
幸民说：他是在老师通知了以后才知道女儿怀孕的。记者问他：“平时有没有关心过女儿都在做什么，同哪些人交往？”幸民想了想说：“有说过几句让她不要贪玩，多读书。”说完后就长时间沉默。
“现在女儿这样了，想到过该如何处理吗？”幸民想了好一会儿，讷讷地说：“相信政府会处理好的。”
最激烈的反应出现在阿妹妈妈的身上。这位在床上瘫痪了两年多的母亲在得知消息后的第二天气绝身亡。
4月19日是星期六，阿妹说当时她正在门洞里同一帮小孩子打扑克。弟弟从屋里跑出来说：妈妈死了。然后跑出去通知二伯父。
阿妹的二伯父幸华，在村子的公路边开了一家小杂货店，小侄子赶来报丧时，幸民的大哥幸明刚好赶到，幸明在梅州市里工作，听说侄女出事后专程赶回来的。
没有人知道这位母亲突然死亡的确切原因：病重而死抑或自杀。两天后，她被火化了。村民们隐约想到：一定是阿妹的不幸严重地刺激了这位母亲。
阿妹母亲的死也让幸某感到恐慌，他赶来问幸明是否需要自己帮手，并表示自己愿意负担阿妹母亲的殡葬费用，结果遭到幸明的怒斥。
那时幸民一早出外卖猪肉还未回家，幸明、幸华两兄弟找回三弟，张罗办葬礼。两个哥哥一人拿出了3000元，又向亲戚们借了一些。
疑犯自首
葬礼办了3天，4月23日上午，幸某来找幸民，说自己已经知道错误了，请求原谅，并表示愿拿出5000元来给阿妹打胎。幸民三兄弟商量后认为，阿妹年纪很小，打胎时难免发生危险紧急的情况，5000元恐怕不够。幸某于是回家又取了5000元。
4月24日，几人拿着1万元，送阿妹住进了梅州市人民医院。经医生检查，阿妹的身孕已有6个多月了。家属签名打胎前，幸民要求幸某写一张字据，写明白阿妹是因为什么怀孕打胎的。幸某考虑再三，写了“××(幸某的名字)奸污×××(阿妹的名字)造成怀孕”几个字。幸民看后认为写得过于简单，要求重写，幸某于是又加了几个字，幸民还是不满意，要求幸某将事情的过程写明白。幸明告诉记者：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胎儿是此案的一个重要证据，打胎后证据灭失了，所以提前让幸某写下字据，太过简单又担心他事后反咬一口说是逼供，所以坚持要写得详细。
幸某答应拿回去重写，但第二天(4月25日)上午，他就赶到当地派出所自首了。他对警方说：幸民是想一面要他的钱一面要他抵罪，所以不如投案。而几乎在幸某投案的同时，陪着阿妹住院的幸某的嫂嫂，在未办出院手续的情况下，将阿妹偷偷送回了兴宁山村。
由于得知女儿怀孕和突遭丧妻后“脑子里很麻烦”，幸民并未想过报案。幸明在接受采访时一再表示“曾在4月25日上午11时许通过一个朋友向兴宁市公安局报案”，但警方明确告诉记者：“没有报案记录。”幸某的自首情节将会得到法律的承认。
幸某自首当天便被押在了兴宁市看守所。5月21日，幸某被批准逮捕，目前此案已移交兴宁市检察院。
打胎分歧
考虑到此事已立案，4月26日，幸明等三兄弟到当地派出所请示是否要打胎，派出所罗所长表示须向兴宁市公安局刑警大队请示。4月28日，派出所打电话告诉幸民：同意阿妹打胎。
但幸民遇上了新问题：打胎的费用不够了。原来，在等待公安答复的这两天里，幸家将1万元中的大部分拿来还了为阿妹母亲办葬礼的债：幸明和幸华取回了各自的3000元，还了其他亲戚近千元，再除去阿妹住院所花费的几百元，幸某当初所拿出的1万元如今只剩下2000元多一点。考虑到打胎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幸家认为这些钱远远不够。
5月初，兴宁市公安局刑警队专程找到幸民了解1万元的去向。他们认为余下的2000多元也完全可以支付引产费用，幸家仍在拖延，“这是不配合”。
记者问幸明：“为什么拿打胎的钱还了债？”幸明答：“幸某曾表示过殡葬费用也由他来出的。”
“没有想过先拿来给阿妹做手术用吗？”幸明答：“借了别的亲戚的钱不好长时间不还。”
“殡葬费用当中有6000元是你们兄弟俩出的，加上剩下的2000多元共有8000多元，总算够吧？”幸华答：“我们也出不了太多钱，前年为了给阿妹母亲治病，我们两家已经拿出了两万多元，平常阿妹和侄儿的书本费也是我俩出，现在实在是出不起钱了。”
幸明说：“事是幸某做下的，理应由幸某出钱。”
镇上说幸某的家人不会再出钱了。没有钱，阿妹只有呆在家里，任凭腹里的胎儿一天天长大。
漫漫等待
事情过了一个月才出现转机。兴宁市妇联是6月5日得知阿妹的事情的，立即派镇妇联的人员到阿妹家了解情况。6月6日上午，市妇联张主席和陈副主席来到镇上与幸民和阿妹见了面。妇联从维护妇女儿童的权益出发，提出阿妹务必要尽快做人工流产。“我们的意见有两条：一是犯罪分子必须受到法律严惩；一是阿妹肚子里的孩子一定要打掉，否则孩子生出来，既不合法，又将对阿妹以后的生活带来难以预料的不良影响。”兴宁市妇联妇女权益保障部的部长对记者说。
幸民向两位主席反映了费用不够的困难。6月10日上午，由市妇联牵头，兴宁市计划生育局、镇政府、镇派出所和阿妹家人等几方召开了联席会议，计划生育局邱副局长当场表示费用可先由医院记账从计生局支付，待本案附带民事赔偿判决后，再从赔偿款中归还。大家一致同意。
次日，阿妹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安排在了兴宁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待产室。医生检查出胎儿已生长了34周，足足有8个多月大了。
6月12日，妇产科副主任罗大夫向幸民谈了打胎7个方面的风险，涉及到阿妹的生命安全和以后的生活。当煜挛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