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历任最高领导人相比较，胡锦涛独立主导外交事务的时间要比他们早得多，前后之间的差异简直可以说不能同日而语。
很快主导外交事务
在胡锦涛之前，江泽民虽然从一开始就被邓小平定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其独立的外交决策权却姗姗来迟。邓小平健在时，一些重大的外交政策都必须由他点头同意。与此同时，即使是在名义上，中央最高层主导外事工作的也不是江泽民，而是总理李鹏。
由于“六四事件”的后续影响，江泽民在外交事务中更是“生不逢时”。当他最终掌握了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权之后，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依然极其恶劣。
终于，1993年，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了四年之后，江泽民才有机会以大国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当年11月，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倡议和邀请下，江泽民前往西雅图出席亚太经合论坛首次非正式峰会。
在与主要西方大国的交往中，亚太经合峰会对中国改善外部环境是一个历史性契机，因为它使深受“六四事件”影响的外交工作逐渐走出了阴霾。因此，在回国的专机上，凯旋而归的江泽民意犹未尽，亲自指挥全体随行人员高歌一曲，其愉悦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的确，就个人政治地位而言，这是江泽民逐步巩固和强化外交发言权的开端。
今天，上台至今不到半年的胡锦涛，便在外交事务中一步到位，其起点已经远远高于任何一位前任。
单单就访问日程而言，除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主导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进程之外，胡锦涛还要前往法国，与当今世界上所有主要发达国家的领袖举行会晤。一位长期保持低调和不事张扬的政治领袖，在转眼之间便大步迈上国际舞台，并与所有大国领袖并肩而立。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而又难以企及的目标。
标志性外交事件
抚今追昔，这是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在政治上不断进步的体现，也是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全面和大幅度提升的必然结果。
然而，对胡锦涛本人来说，这种外交事务中的高起点，将成为其执政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它将进一步增强其政治自信，提高其施政威信，并有助于国际社会早日确信：胡锦涛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实权人物。
由于过去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往往都给外界以缺乏实权的印象。何止是印象而已，在最近十多年里，事实也就是如此。江泽民1989年入主中南海，但直到将近十年之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仍然对其政治地位存有疑虑。
1998年7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结束访华之前在香港对记者说，他曾经一直认为江泽民只是过渡性人物，直到亲自访华之后，他才相信江泽民确实是实权在握。
对刚刚上台的胡锦涛来说，世界各国对其权力的稳固性可能会有更多的疑虑，在对华政策中甚至还存在着诸多保留与观望的成分。这不仅不利于中国新领导层的国际形象，而且更有损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因此，胡锦涛及其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尽早走出前任者的政治投影，确立自己的政治个性，以便消除国内外的种种疑虑和猜测。
展示政治个性
胡锦涛的政治个性已经在抗击沙斯的运动中得以初步展现，尤其是其亲民、务实与果断的作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笔者在此想要提到的是，在此次出国访问之前，胡锦涛很巧妙地用敢于打破常规的决策和行动，向世人表明他就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拍板人物。
在启程前往莫斯科之际，北京宣布取消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送往迎来活动。这种前后不到五分钟的握手仪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劳民劳官，费时耗力。可是，在过去十多年里，这就是中国所有高层领导人必须遵守的规矩，从来没有人对此公开质疑。
在胡锦涛这次出访之前，这种华而不实的活动终于取消，并得到了人民的高度赞赏，认为这是中国新领导层务实和亲民作风的再次体现。
然而，从更广的角度看，这已经向世界表明，胡锦涛有决心破旧立新，敢于挑战“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在决策和行动上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不缩手缩脚。
因此，这不仅仅是务实和亲民的问题，而更是敢于走自己的施政道路，有意识地与前任领导人保持“和而不同”的胆识问题。
胡锦涛在出访之前还有一件备受外界注目的政治活动，那就是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首次独自就军队和军事现代化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对于这一事态，外国传媒再次用权力斗争的思维予以诠释，认为这是胡锦涛对军委主席江泽民地位的挑战。
其实，胡锦涛并非是挑战江泽民的地位，而恰恰是为了消除外界对权力斗争的疑虑。在第一次步上国际舞台之前，胡锦涛要让世界各国领袖们看到，他已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运筹帷幄，统揽全局，不只对政治和经济问题有发言权，而且对军事问题照样有发言权。
（联合早报）5/30/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