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1年9月来到北京打工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口袋里总是带着《中国改革》发给我的工作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小心翼翼的，当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点多钟，我当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清华南门的水清木华园刚出来，就看见城府路上一大帮穿制服的人正在拦截过路行人检查证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退回水清木华园，因为我的包昨天在餐馆里丢失了，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义：收容了正好，可以写一篇“李昌平收容记”的长篇报道。我大步走向检查站，只见三才堂（写字楼）的墙边已经站着47个举着双手面向墙壁的农民工了。我站到一个穿制服的领导模样的人的身边，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被检查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模样的人，不到20分钟，墙边上站着的农民工超过了80个。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和那个穿制服的领导聊了起来，他说快到元旦节了，为了保证北京节日期间的稳定，全市要集中一个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农民工。我问怎样确定非法农民工，那位领导说看他们是否有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等。8点12分，收容的人数超过了100人，领导叫来了一辆囚车模样的车，命令举着双手了农民工“滚上车”。我有些激动了，对那个领导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你们也把我收容吧！那个领导盯了我好一会，缓慢的丢给我两个字－－“无聊”，凛然转身指挥农民工“滚上车”去了。
后来，我有了记者证，在北京我是很少将记者证带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这个愿望很强烈，但一直没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记”也一直没有写成。我把这个遗憾说给我的同事听，他们都说我太胖，象个腐败分子，谁敢收容腐败分子呀！后来，我们单位来了几个瘦瘦的实习生，我要他们完成我的这个遗憾，但他们的模样一看就不像农民工，所以被收容的愿望一直没有如愿。
听到孙志刚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觉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为孙志刚的死告诉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线；我们总以为收容的对象是农民工、小县城的下岗失业者，但孙志刚是大学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对象的底线，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学的教授；这样下去除了带警卫的、穿制服的和我这样腐败模样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还有生命安全可言吗?孙志刚的死，唤醒了我们其他活着的普通人的警惕；孙志刚用他的生命给那些“被卖了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孙志刚用生命警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另一种“非典”－－无法无天的权力，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所以孙志刚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孙志刚的死，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事。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间到北京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北京火车南站“上访村”里高峰的时候达到10000余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全国各省都有便衣警察常住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被拘留、判刑，有的还被蒸发了，就因为他们越级上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收容遣送是一种救助的制度，对象是无助的农民工，现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了，而且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城乡二元，现在，你是武汉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广州一样被收容遣送；过去你在邮电系统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统工作，现在，垄断行业和权力机构的“家天下化”成为普遍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者后，就利用法律、条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还将有多少个孙志刚啊！
孙志刚今天替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漠视孙志刚之死，明天就是我们的死期。
孙志刚兄弟，带我们的灵魂去宪法法院，起诉这狗日的收容制度！孙志刚兄弟，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跪说你的冤枉！
孙志刚兄弟，我看见了你没有瞑目的眼睛，我辈愧对你的冤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