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5月22日报道，徐丽，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2月，她需要到广东出差。出门前，听说广东省有SARS疫情，有些担心。母亲在当地一家党报工作，特地为她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为此，53岁的父亲还从互联网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于是，2月18日，徐丽和弟弟随身带着一些板蓝根出发了。
抵达广州，出租车司机告诉徐丽：“我们每天拉这么多客人，没有防范，什么事也没有，一点不害怕。”之后，她辗转揭阳、深圳，2月22日晚，在深圳到广州的列车上，徐丽感到很累、浑身发冷。23日回到山西后，发烧38.8度，徐丽走进太原一家大医院，告诉医生：“我是从广州回来的，会不会得了非典？”医生笑了，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X光片和血液检华北首例非典患者传染路线图查，医生说：“不是非典”，开出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当晚，徐丽到另一家医院输液。她担心诊断有误，再挂一次号，结果仍是“感冒”。2月25日，徐丽高烧达到40度，赶往又一家大医院，检查结果仍是“感冒”，输液改用青霉素。
2月27日，徐的丈夫打电话到广州一家医院，被告知：“非典是衣原体感染。”徐丽在家人陪护下，再次来到医院，检查衣原体、血液，结果是“正常肺炎，一般不会传染”。在这家医院输液后，她体温一直很高。
徐丽说：“后来回想，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2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2月27日，事情发生了转折。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了解了发病过程，要求“腾出特护病房，大家加戴口罩”。但治疗依然不见起色。
2月28日，丈夫提出“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主动提出陪同，并出动了当地120救护车送往北京。3月1日凌晨1时，到达北京301医院。因是星期六，无法安排住院，只好去急诊病房。同病房有另外3个病友。此时，徐丽高烧不退，几乎丧失希望。
魏东光大夫返回了太原，不久，也被发现感染了SARS病毒，此外，太原还有两名护士被感染。
回首往事，徐丽说：“医生、护士也是受害者。广东去年11月份就发病，难道国家级的医院连必要的通知都没有接到吗？”
3月3日，徐丽转入呼吸科病房。徐丽的妈妈也高烧39度，仍趴到徐丽床边，喂她喝水，含泪安慰她。第二天，主治大夫佘丹阳告诉徐丽和家人：这种病与广东的非典情况符合，赶紧分隔病房，安排徐妈妈住院。她此时得知，爸爸在太原也高烧，被确诊为支气管炎，输液几天，病情恶化。3月5日，徐父也来到北京301医院。由于301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安排他们转入解放军302医院。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向记者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此后，302医院10多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市最早被感染的一批医护人员。随后，301医院发现感染病例。4月14日，天津发现首例非典病人，患者王某此前曾在302医院就医。
徐丽回忆：“我和母亲被家人和朋友抬着，父亲被搀扶着，带着担忧甚至恐慌走进了302医院。”她的丈夫给南方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社打电话，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经历向社会发出警示，告诉大家非典传染力有多强。但对方接听电话的人没等他说完，就说：“跟当地医疗部门联系吧！”，把电话挂掉了。
在302医院，徐丽及其父母住进同一个病房。3月7日，父亲已经病情恶化，离开人世。
3月15日，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3月8日，丈夫接到电话，1岁多的孩子、弟弟、弟媳也相继出现了非典症状！
3月12日，徐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出现症状，被急救中心送往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也出现10多例感染患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302医院非典患者不断增多，而徐丽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反复指出：“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她写到：“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SARS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3月15日，身体极度虚弱的徐丽回到太原，在太原市结核病院继续隔离观察。5月22日，出院回家。
目前，徐丽及其亲属们在社会上处境不好，未同他们见过面的亲属，也不能正常上班。很多人不理她的一家，家门口能见到指名道姓的脏话。
根据关于名誉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健康状况属于个人有权不公开的私人信息。尤其是传染病，法律规定未经本人许可，不得公开患者的姓名、住址等信息。但未经徐丽允许，一家电视台公开报道了她的名字。家人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要打官司，就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