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认真地辨析过那双眼睛，它们里面没有任何人性的色彩，只有无限的冷漠。不知要抓捕过多少无辜的弱者，才能练就这双眼睛。
数十年的人生经验告诉我，这双鹰一样的眼睛就是制度的眼睛。
且看这些“鹰眼”们辉煌的捕食记录──
1999年7月11日，江苏女青年苏萍（化名）身上带有珠海市暂住证，却在广州街头被 警察强行收容，并当作精神病人送进收容医院，遭到几十人次的轮奸。
1999年10月4日夜，广西青年张森，因没带暂住证在广州大街上被警察收容；因亲属未及时带200元到派出所赎领，张森被送到广州市收容站；因未及时带800元来赎领， 张森被押往广州市收容站从化分站，最后在从化分站“离奇死亡”。
2001年9月19日，从陕西运苹果到广州出售的陕西果农景晓智在广州突然失踪，10月12日，景的家人突然接到一家收容医院的电报，称景已在该院病重身亡。后据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作出结论：景是在广州收容所被活活饿死的。
2003年1月26日，5个外来工因无暂住证被广州白云区庆丰居委会治保队押进收容 车。在押往广州市收容所的高速路上，由于收容车的后门没关好，导致5人从飞驰的车上摔下，其中2名女工被活活摔死。
2003年3月17日晚，在广州市区，已毕业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出去上网，仅仅因为没带身份证就被警察收容，3天后死于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医院。广州中山医科大学法 医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表明：在孙志刚的尸体上发现了多处钝性暴力作用所致的伤口。
对于孙的家人的申述，广州公安系统按草菅人命的“惯例”不断地磨蹭和推托。但这一次国人不答应了，抗议的风暴越闹越大，终于惊动了中南海。中南海人士的治国经 验要丰富些：在1980年代，打死大学生是要闹学潮的。于是中南海下令捉拿正凶，有13 个犯罪嫌疑人被缉拿归案。
多亏有义者披露，我们才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到这样的“小插曲”：大约是5月11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公安厅放了在救治医院发现的录相，据看过的人说，4月20号早晨，在孙志刚进收容人员救治医院106病房前，有两个护工进房间，对房里的8个“病人”说，等会来个人，往死里整，于是等孙进屋以后，不长时间先后打了两次，用棉被包着打。人就不行了。
可以肯定，这次事件将得到解决。但是，如果被整死的不是大学生，而是象四个月前被摔死的女民工那样，情况又将如何？
在抗议和处理的高峰期，有关方面肯定会摇着尾巴表示顺从，但事件过后呢？看一 看前面的先例就知道了。
广州市收容所，这是一座吞噬了多少底层民众生命、自由和尊严的巴士底狱。在合 法的收容法规支持下，这座巴士底狱还将继续运作下去，继续整治和残害无辜的底层民众。
在北京，在东北，在不人道的中国大陆机器社会，还有多少座这样的巴士底狱，在 吞噬无辜民众的生命，蹂躏无辜民众的自由和尊严？
在巴士底狱背后，隐藏着真正的老板──政府机构。表面上看，由于机构设置上的条块分割，广州市委、市政府对公安机关没有绝对的掌控权，但是，他们从来不去真正制衡、管束公安机关的胡作非为。与其为了几个外来人口的性命去揭开盖子、打破公安 内部的官官相护而增添“麻烦”，还不如“让”他们三分，维持他们对自己表面上的听话，偶尔再借助他们干点“脏活儿”──这种“势利”的取舍，对于公安机关来说，当然是极大地解放和纵容。
从更深的层次上看，政府官员和公安人员之间乃是一个利益联盟。最近几年，广州 的行政官员们认为自己工作干得不错，经济节节上升，市容“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于是就立意加强收容工作，把一切“脏乱差”的外来人口给清除掉，从而增加广州 市容的整洁度。这种恶意的行径最终通过堂而皇之的地方立法而获得了合法性，从而极大地扩张了公安收容部门本来就不受监控的权力。同一切新增加的专横权力一样，公安 部门当仁不让地借用收容权来牟取经济利益，或者充分享用由于增加对民众人身自由的决定权而获得的精神快感。在光荣的使命和合法的制度支持下，践踏人权和草菅人命的事情就这样屡屡发生了。
在内地，地方如果遭到中央报系的批评，会假装受到震动，对当事人作一番整肃。 这一惯例在广东似乎遇到了例外。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相互扯皮中，广东 方面已经养成了阳奉阴违或遇到红灯绕着走的习惯，对于经济建设来说，这当然是大好 事一桩。但是它也滋养了地方各级各类官员无视来自中央和社会的制衡的习惯（这制衡本来就极其有限）。甚至在某些方面，经济成就反而增加了南方的官僚特权阶层以放肆 地侵犯人权，或包庇少数原始积累式的资本家残酷压榨民工的特权。于是乎，在市场经 济比较发达的南方，不仅没有在政治文明方面先走一步，反而屡屡闹出极端的和血腥的事件。一些通过滥用职权侵犯人权以牟取暴利的手法，往往由经济最发达的南方社会最先发明，然后向北方社会推广。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广东的例外其实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中央政权不正是如此么──一旦它取得了经济成就，脚跟站稳之后，就开始倒行逆施，全面专政了。它在经 济建设上的成就，正好给它增添了作恶的能量。全面专政必用鹰犬，而鹰犬在充当镇压工具的同时，必然地自为主体，借机扩张自己的权势和利益。自1999年中央政权在一夫独裁下开始重新拾起全面专政的法宝以来，中国大陆公安的权力和秘密警察的权力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放肆，这是有其深刻的制度性的原因的。为什么在南方早已创造了借查暂住证而敲诈外来人口钱财的“先进经验”多年后，北京地区的公安从1999年下半年 才开始大规模地模仿？这绝不是偶然和巧合。
2002年底，即将卸任的朱总理曾经下令取消暂住证收费，其初衷不无为百姓人权考虑的美意。但一些地方的公安人员仍然继续其借查暂住证敲诈钱财的事业，或者继续其借查暂住证而显示其对民众人身自由具有决定权的职业风范。朱的意志和政策是得不到贯彻的，当事人对朱的善政根本不理不睬，他们更热衷于保持作恶的权力，更拥护能够帮助其扩张作恶的权力的领导人。可怜朱直到下台前都对这个千疮百孔且吃人不眨眼的中央集权机器保持着迷信。
面对一座座黑暗的巴士底狱，难道人民，难道广州和武汉的大学生们都是懦夫吗？ 我认为不是。难道政界的林树森和俞振声们都完全丧失人性了吗？我估计不是。就具体这件事来看，广州的有关方面是沾了SARS病的便宜的，他们还以为，这个大学生和以前 的几个女民工一样，死了白死了。他们到底不如中南海懂政治。
并不是大学生的性命贵重，而民工的性命就不值钱。这是一个操作问题。大学是现 代社会的政治中心，是新文明的策源地，大学生是中国社会组织性最强的社会群体，他 们往往走在主持正义、争取民主自由的前列。通过捍卫同伴们的人权，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们往往能够走出壕堑，进而去谋求捍卫所有人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人权。孙志刚的弟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希望通过这件事的处理，“让在广州的外来打工者不再担惊受怕”。这句话代表了所有人的心声。
这次民间社会怒涛般的抗争，仅仅是一个开始。它表明，在这个信息时代，面对着专政机关种种愈演愈烈的践踏人权的行径，面对着昏聩而傲慢的后极权体制，中国人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庄严的沉默不是无止境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一切蹂躏人权、 草菅人命的恶棍们，一切大大小小的暴君，中国人民的压迫者们，你们以为你们可以一 直这样下去，而不受到人民的惩罚么？
人们希望即将到来的自由民主革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是理性的、也是人性的表现。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行政管理人才，众多的开明派、温和派、改革派，以及一 切期望并推动中国复兴的力量，一笔抹杀是不对的。他们如果能够放下屠刀，翻然悔悟，主动迎接政改，和平长入民主社会，当然是较好的选择。但是，如果他们一定要长期拒绝三权分立，肆意浪费一代人的生命，摆出一副大权在握无所顾忌的架式，不肯放弃使用专政机器镇压人民的乐趣，非到用尽最后一个砝码而不停止作恶，那也没有办法。 和平演变不是一厢情愿。如果和平不了，那就不和平呗。
还记得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上的情节吧：在庄严的沉默和等待中，巴黎圣安东 尼区的妇女们正在把压迫者、贵族和暴君的名字用毛线编织成特殊的记号。直到那么一 天，地火突发，山呼海啸，民众用大炮把巴士底狱给彻底地轰开。
广州收容所，以及中国所有的巴士底狱，如果用法律拆不掉，人民将用大炮将它轰 塌。如果用法律可以解决，那又何需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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