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倘是在农村，尤其偏远的农村，即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故，也很难引起城里人由衷的关注：他觉得那离自己很远，是小事。而在大城市里，一种传染病来了，站在不同等级上的人，危险的程度也明显不同。坐在公家或私家轿车里的，就比每天挤公共汽车的安全一些；有能力打高级营养针的，也比只能吃便宜的保健品、更不必说那什么也吃不起的，多几分免疫的可能。人数上，当然是站在低位的多，可决定对策的，却总是那站得比较高、因此也比较安全的人。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什么灾难（它通常不会先落到那些高阶位者的头上）突然发生了，管理部门的第一个习惯性的反应，就是否认、推诿、封锁消息、瞒下哄上，好像一承认了灾难，自己就要吃亏，越是把事情捂住，自己越占了便宜。当然，眼光比较远大，或者出于信念和良知，住在城里的高阶位者当中，也不乏能超越私利、从社会整体利益来选择对策的人物。但是，恕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种相信自己与居低位者得失不共、于是本能地就要封锁突发灾难的消息的人，总是更容易滋生吧。马克思说“存在决定意识”，俗话亦云“屁股指挥脑袋”，广东那一位声色俱厉地指斥“谣言”的卫生厅长，还有中央那一位当众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他们所以会这么做，恐怕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遵循了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一切唯“屁股”是瞻、只以“位置”来区别人我的逻辑，早已经随着各阶层生活之间的日益分化而蔓延开来。当“非典”在广东严重爆发的时候，不但其他地方的官员无动于衷，这些地方的媒体和知识界，也多是漠然置之（我自己就是例子）。原因很简单，屁股所据的位置不同也：那是在广东，与我有何相干？这样的漠然由来已久，什么煤矿的瓦斯爆炸了，什么地方“毒米”吃死了人，这一类“地方性”的灾难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别处的人民什么时候真正激动过？知识分子中间，又有多少人（不是没有人）为这些事情持续地深思、奋力地叫喊过？一直要到“非典”在北京也爆发了，各个大城市的民众才和官员们一起紧张起来：原来“非典”不象矿井里的瓦斯爆炸，轰隆一声就完了，它的病毒会自我繁殖、四处蔓延，无论城乡还是官民，它都一体对待，谁都不给豁免权。于是紧急动员，于是群情激愤，于是有人呐喊，于是有人丢官…… 似乎一夜之间，整个社会突然醒悟了。这当然是令人欣慰的转变。它的背后，也确有良知和远见在起作用。但同时，你是不是会感觉到，那一切从“屁股”出发的逻辑，也在这转变中发挥了作用呢？毕竟，醒悟是发生在知道了如下事实之后：城市并不比乡村更安全，中央空调的写字楼，也并不比污水满地的小菜场更安全。一旦这样来看，你感到的就不止是欣慰了：那先前的漠然置之，和现在的群情激愤，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自同一个“病源体”－－社会生活的互相分离，和这分离铸就的互相的隔膜。什么是制度的病？这就是。
“非典”是如此刁钻，越是那些“现代化”、“与世界接轨”的标志物：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中央空调的饭店、旅馆、商场、写字楼…… 越成了它赖以传播的直通道。看清楚“非典”是这样的一种“现代”病，社会的本能反应就是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关闭空调、堵截交通、取消社交、以邻为壑。门卫只对熟人放行，大家都尽可能呆在家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谁能想到，在21世纪，老子式的“小国寡民”又成了救世之道！然而，那些居住在疫区的人，却有许多并不想做这样的“小国之民”。本地的疫情越凶猛，他们就越纷纷往安全的大城市跑：先是北京，接着是上海。原因很简单，那里有最好的医疗条件，有最有效的管制力量，那里诊治“非典”是免费的，就是口罩，那里的供应也最充足…… 据说，正是这样的人流加剧了北京的疫情；目前，也正是这样的人流令上海的官民胆战心惊。可以想象，同样的情景也正在全国的许多省会上演，范围还很可能不断扩大。
从防治“非典”的大局来看，这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只有每个人都如一棵植物原地不动，流行性疾病的危害才能够减到最小。可是，你是否想到过，当人人都如此顾全大局的时候，他们承担的风险其实并不相同。要让人安心于“老死不相往来”，先得给他们大致相类的生活，如果你那里窗明几净、器械锃亮、医生成群，我这边却窗歪门斜、缺人少物，我如何能安心地困居家中？一个社会，如果平时忽视公正、贫富悬殊，那到了危难时刻，就很难指望公众（无论贫富－－我要特别指出这一点）会献身于社会的整体利益。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在一些方面确有进步，至少许多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所谓“现代化”的标准看，是比过去明显提高了。但是，在另外的一些方面，社会的倾斜也逐渐加重，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上层和底层、新富人和新穷人…… 彼此的差异的扩大，真是相当惊人。虽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看看近几年的不少行政决策：教育收费、乡镇“事业费”摊派、城市房价促涨、汽车和火车票提价…… 却总会令你记起古人“损不足以富有余”的警告。一面是广大乡村医疗体系的年久失修，一面却是医药费持续上涨、都市里接二连三地矗立起豪华的富人医院：这样的事情，才是破坏大局的更重要的原因吧？而且，也一定不止是表现在医疗这一个领域。你是不是又一次看到了那个制度的病？
或许有知情人提醒我：那些不负责任的求医和避难者，并不都是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有许多分明是当地的头头脑脑，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单是内蒙古一个县，不就有好几位这样的官员被曝光了吗？北京的疫情爆发之后，不是更有大批的有钱人避往上海等地，全不顾这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吗？我也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真正的底层人民，多半是没有能力往安全的大城市跑的。危难时刻见人心，这些丢开职责、撒腿就逃的官员，这些打了退烧针、混上飞机的有钱人，其实是和那些“瞒和骗”的官员一起，将另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制度的病，推到了你我的眼前：今天，社会精英是否真的是精英？人们通常称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为“精英”，公众也很自然抱有一种期望：这不但是一些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的人，也是一些最有能力、在道德上可以信任的人。在今天，这样的期望似乎早已被视为愚不可及，一位相熟的美国人就曾对我说：“在美国，越是高层的人越不可信！” 尽管如此，这一次“非典”事件暴露的许多中国“精英”的颟顸和冷酷，还是令我非常惊讶。或者是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或者是知识老旧、刚愎自用，别人明明查出了“非典”的病原体，他们还固执己见、误导舆论；有一次看电视实况转播，北京某官员面对中外记者的质疑，套话连篇、答非所问，让人着实替他脸红：就是存心打官腔，也不必如此笨拙吧。无数普通的医生、护士、清洁工、警察和建筑工人，都在力战“非典”，奉献出时间、汗水、亲情，甚至健康和生命，可当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的时候，各类“成功人士”的反应之冷淡、出手之吝啬，更从另一个层面，将这些“精英”的金玉败絮、徒有其表，暴露得非常触目了。
问题是：这些人怎么会爬上精英的位置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是教育再糟糕，也一定会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关键只在社会的各种选择机制：行政官员的晋升、市场竞争的规则、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的评价，等等，能不能拔优汰劣，将这些人才挑选出来。一个社会的走向，固然取决于无数因素的合力，但这个社会让什么样的人占据它的各种领导位置，却是这些因素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如果占据这些位置的大多数人，都只是在揣摩风向、尔虞我诈、弄虚作假这类事情上别有会心，其他一概智弱，那就可以预料，这社会的危难已经不远。150年前，龚自珍就是从人才的匮乏，觉出了满清由盛而衰的运命；100年前，章太炎更由封疆大吏的才质的一代不如一代，断言社会的崩溃不可避免。我当然愿意相信，今天的情况并没有这么糟，譬如到目前为止，就并不是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非典”面前手足失措。但是，人们已经屡屡为之扼腕的人才选拔机制的弊病，还是在“非典”蔓延的映照下，再一次暴露出它的深重：是到了必须痛加改革的地步了。
有许多事情，既是制度造成，也和人心有关。那些在网上遭到严厉谴责的北京的大学生，之所以不管不顾，一逃了之，除了种种制度之弊的逼迫，也因为他们不习惯考虑自己对社会、对他人的道义职责。在上海，也就有这样的中上层的居民，享受着因为资源分配的倾斜而形成的优越的医疗条件，却不自知，反一味指责外地的求医者“自私自利”，希图将他们赶尽驱绝，利益的自觉和同情心的缺乏之间的巨大反差，足以惊人。从“非典”爆发到现在，不到半年，可社会的种种病态的精神表现，实在太多了。
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有几分必然。最近20年来，社会的倾斜不止表现在资源的分配上，也同样表现在价值的取向上。“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经济第一、 GDP崇拜，“物质生活是最重要的！”“良心值几个钱？”……这些理论、政府决策和一般社会心理的偏向汇聚起来，就造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严重倾斜：只有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迅速兑换成金钱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是重要的，一切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事物：情感、思想、艺术、伦理、学术，乃至医疗卫生、教育、生态平衡、公众的信任程度，统统都可以推到边上。可不要小看这精神生活的倾斜，它会反过来加剧社会的不平衡。如果决策者真的认为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尽管他在公众场合不这么说），如果人与人之间真的只剩下了利益关系（尽管嘴上还要说：“我们是朋友啦……”），这社会实际上也就是自裁腿脚，将全部重量压在了利益平衡这一根独木桩上。可是，利益的平衡那么脆弱，它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散，若没有别的支柱从旁托持，社会就很容易发生动荡。说到究竟，被崇尚实利的社会轻视的事物，决不是真的可有可无，这一次的“非典”的蔓延，就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应急机制的孱弱、医疗能力的匮乏、公德心和公信力的薄弱，更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和唇齿感的淡漠了，所有这一切都以非常惨痛的方式提醒我们：如果那些不能用金钱衡量的事物，真是撤出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变得多么脆弱，连一点小小的风波都经受不起。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象“非典”这样一种目前已知的死亡率并不太高的病毒，居然能如此猖獗，闹得举国上下，沸沸扬扬，正是因为它得到了社会本身的种种疾病的大力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非典”实在不是一种仅仅牵涉到公共卫生问题的自然的病，而是一种牵动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的病。一次突发的危机，固然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却也同时是一面镜子，能向人映照出平时看不真切的社会和生活的病征，因此也就成为一种机会，让社会由此警醒，认真来自我改革。既然是流行性病毒，爆发之后，它总有消退的时候，说得夸张一点，我们就是做得再差，也迟早能够“战胜”它。所以，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不仅是怎样防治“非典”，更是如何痛定思痛，下决心深入反省，坚决地革除各项制度和精神的弊病。到目前为止，已经有数千人罹病，数百人病亡，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社会付出的代价。由此换来的明镜，和由此换来的机遇，我们就一定得高举，一定得紧紧地抓住。坏事是能够变成好事的，就看人能不能自我反省。如果遇上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能被触动，潮水一退，就依然故我，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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