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九天之前，中国首都1300万人口还很少听说多萨斯，认为那是远方的一种“怪病”。4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承认政府低报萨斯病例并错误地过低估计萨斯风险。
邮报说，根据政府最新数字，北京有1347萨斯病例，1358疑似病例，166人死亡。萨斯发病率仍然很低，但对萨斯的恐惧却传播更快。通过采访办公室职员、学生和其它人可以看到整个城市都处于不安，都在改变生活方式。
吴平香(音译)在一家跨国公司的大楼里面工作。虽然整个大楼里面没有一个人感染，但35岁的吴女士已经不再吻别3岁的儿子。“我担心别人传染给我，我再传染给他。”
月薪1200美元的吴平香和当律师的丈夫完全可以请保姆带孩子。但她的小保姆和数万外地民工一样，听说萨斯之后已经回到安徽老家。住在北京东部一家豪华公寓6层楼的吴平香出门购物时走楼梯而不是乘电梯，因为电梯里面空气不好，可能被感染。
虽然儿子在哭喊，整天都没有出门，吴仍然把儿子留在家里。“他喜欢去超市，但那太危险。”吴到附近的超市，“我把时间限制在15分钟，我事先知道要买什么，从不闲逛。”在超市里面，吴避开人群。她为了买油而去了食油货架三次，因为她不想推车穿过人群。
在回家的路上，吴指着空空的菜市摊点说，所有卖菜的农民都回家了。路上行人很少，吴在外面显得有些放松。吴说，“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儿子。”
在北京另一栋大楼里面，自由撰稿人龙梅(音译)自4月20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39岁的龙梅是北京8500被隔离者之一。她住在首都北部某公寓楼的11层。4月6日，她的邻居发烧，去北京第三医院，又被送回家。4天后，那套房子里8口人4人发烧，随后8人全部发烧，那时候医生才感到有问题。那一家两人已经死亡，其余6人仍在住院。
同时，龙梅的丈夫也在发烧，目前住在一家萨斯隔离病房。从4月20日起，政府将那一层楼所有居民隔离，但当时那层楼上其它6家居民已经逃离，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的话。龙梅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11层楼上就我一个人。”
当地街道委员会给她提供帮助，每天给她两次打电话，送去她需要的东西。他们把东西放在门外，离开之后才打电话告诉她。
4月29日，北京至苏州列车四组乘务员身着防护服在演示车厢里发现“非典”旅客后应采取的消毒措施。为防止“非典”的传播，北京铁路分局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消毒措施，增设随车医生，并对旅客施行“铁路旅客个人健康信息卡”的登记制度，为广大旅客营造一个安全放心乘车环境。新华社
龙梅说她无心看电视，“我的整个心都在住院的丈夫身上。我经常想我应当在他那里，他应当在这里。”龙梅像其他人一样，把他丈夫生病和邻居的死都归罪于政府。电话现在成了龙梅同外部世界联系的生命线。有时，半个北京都在电话上聊天或者手机上发短信。
在日坛公园，48岁的司机陈华山(音译)和8岁的儿子打羽毛球。作为公共汽车司机，陈华山留在家里，因为北京许多人都不上班，已经减少公共汽车班次。陈没有戴口罩。他说，不担心萨斯，“那是命。我们不紧张。谁都不工作。和孩子在一起很好。”
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历史专业的张冰冰(音译)说，她的老师每天去两次，保证她没有离开房间。北京各大学都命令学生留在校园，但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无视那一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