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戴罪立功
首先，我知道ＳＡＲＳ的发生与广为传播，不是我当政才引发的，因为，ＳＡＲＳ的首例在去年就发生了。然而，我见证了共和国50几年官场从上而下流行着谎言政治、却没有一上台就作狮子吼、要求所有人民的公仆从此必须实情实报，这就没有给其后的流行作出及时的预
防。在这方面我是有责任的。
我知道，我罪不至于下台，而且下台也无助于解决万民的当前危险。因此，我只能下大决心，戴罪立功，把有效防治ＳＡＲＳ、并为构建一个象样的中国而努力。
专家的归专家
我知道，防治ＳＡＲＳ的具体工作乃是医疗工作者的专业工作，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我的任务主要在于提供一切支援，让他们
（一）能够获悉这个瘟疫的真相－－只有这样，医疗工作者才能有基础作出客观、科学的判断，并从而提出有效可行的防治办法；
（二）能够组织人员有效策划工作的推进；
（三）能够广泛引进并有效传授有关的先进医疗方法与设备；
（四）能够有充分的资金进行必要的隔离防治工作。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绝对不可以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
为了防治ＳＡＲＳ并推进中国，我要做好三项工作
为了让专家们得以做好上面四项工作，作为国家主席的我，有需要做好下面三项工作：
（一）让ＳＡＲＳ真相得以体现出来
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本来就规定“各级政府有关主管人员和从事传染病的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监督管理的人员，不得隐瞒、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疫情”。可见，有关人员没有或不敢上报疫情，是上面不让报，是上面把疫情当做国家机密，是依法报了自己会吃大亏，而不是法律的规定不完美。
尽管爱滋病并非传染病，政府把公布河南疫情的万延海说成是泄露国家机密，打压自费奔波、努力防治爱滋病患的高耀洁医师，造就了好几个爱滋村。
可见，不管是从政府自订的法律、还是从社会大众的安全出发，从实申报并公开疫情，不但是人们的权利，也是医疗人员的义务。政府应该对这类行为给予鼓励乃至奖励。政府过去反而压制人们行使权利、乃至阻扰医疗人员履行义务，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
因此，为了树立这个被歪曲了50几年的理念，我会立即下令各级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并且鼓励群众监督，同时，广泛地支援一切愿意提供群众监督的网站。
在此同时，我要把以往压制不让爱滋病疫情公开与这次阻扰公开疫情作为个案，认真进行调查，了解是谁在违法阻扰，把责任者依法办理，让人民具体地看到阻扰资讯自由者的可耻下场。
（二）提供足够的基金
万事没钱难办，因此我会抓紧筹款工作，而且向应该下手的对象拿钱。
这一点我愿意向台湾的蒋经国学习。当年，一向把台湾当做旅舍的蒋经国，刚刚下定决心留在台湾，于是认真地开始想要建设台湾，就推出了构建“十大建设”的计划。钱哪来呢？
当时台湾的有钱人，大多只有投靠蒋介石政府才能顺利赚钱。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当中，大多拥有好几本帐簿，是经不起查税的。因此，蒋经国就大开“早餐会”，个别或小集体地邀请他们吃早餐，“请”（？）他们为了台湾的建设乐捐。同时放出不“乐”捐就查税的风声。被请者心里有数，哪个敢不依蒋经国私底下向他们暗示的金额忍痛“乐”捐！
在权钱交易的中国，政府绝对可以相当准确地掌握生意人起家所做过的不法勾当，由于这些勾当是通过官僚才能进行的，官僚本身也不干净。因此，我一定命令各省市的政府官员，把他们所熟识的大生意人（当然包括富士比名单上面的）列出一个名单，然后组织一个中央募款团（从中央可靠的要员任命之），到各地募款一个月。
这样一来，防治ＳＡＲＳ的基金绝对可以募齐，甚至超过。而超过的部份，可以用来作为防治爱滋病的基金。
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募款，还可以给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铺路。在别的资本主义的国家，人们发财除了靠运气之外，还得费心经营。然而在中国，发财可以来自审批或被审批，可以来自官商勾结，可以仅仅因为他是谁（比如，江泽民啦，李鹏啦，……）的儿子。一般大众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股怨气可能变成动乱的潜力。如果这群通过并不体面的方法、方式“先富起来”的人，利用这个机会，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捐出一些（比如说，一半吧）财产，那么，他们就可以被社会重新接纳、被尊重，从而得以安安心心地继续赚钱、享受。
我这么做，既为亿万人民的安危筹款，又为这些“先富起来”的人解决心中潜藏的不安，还拿走中国民主化路上不知藏在何处的定时炸弹。或许，在中国人民有权选举时，他们还会自愿地把选票投给我，让我成为5千年来第一个被全体人民授权当上国家领导人（总统吧）的大写的“人”呢！
（三）让中国各级政府活跃起来
我完全知道中国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国家。在我有机会到美国之类的先进国家走走之后，我的感觉更加深刻，也越感心疼。我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局面全盘给予改善呢？
ＳＡＲＳ的到来，尽管带给我个人以领导的危机，它还带给我以绝好的机会来历练我的领导能力、树立我的领导形象。
为什么？因为，这次ＳＡＲＳ给中国（乃至世界）全民的生命带来威胁，为了解救全民摆脱这个危机，很多平常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反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要办好事情，必须摆脱官僚主义。我就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依照共和国自开始就宣扬、也在历次宪法给予明述的主张，把老百姓真正上升为国家的主人，让主人真正得以管束公仆。那么，官僚主义得以克服，一个生猛（广东活；台湾话叫做“活跳跳”）的政府就不得不逐渐成形，首先在防治ＳＡＲＳ时一显身手，然后在中国人民更上一层楼时再显威风了！
我需要你的支持
为了做好以上三样工作，我非常需要人民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无疑乃是我办好这些大事的前提。中国人民啊，为了你们自己的安危、为了中国的发展，你们愿意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给我伸出援手吗？
（2003.4.25）
－－转自《民主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