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希望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的强大
“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命题实际上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中国的强大会对美国产生威胁。不承认这一前提，即是对命题本身的否定。如果说中国的强大不会对美国产生威胁，那么美国为什么又不希望中国强大呢？莫非美国人也象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染上了不健康的“恐强”和“仇富”的心态？如果说中国的强大会对美国产生威胁，那么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因而，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这一命题又有一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美国确有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一面。
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是不希望一个极权独裁、贪污腐化盛行而又好战的中国的强大，但希望一个民主自由、有人权而又爱好和平的中国的强大。因为一个民主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一个专制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人们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朋友多是日本、以色列和西欧那样的民主国家，而美国的敌人多是伊拉克、朝鲜和古巴那样的极权国家的缘由。尽管美国的朋友中亦有专制的君主制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但那仅仅只是极个别。何况，这些国家并没有对世界形成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再说，沙特阿拉伯这样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不管多么专制，也比不上伊拉克、北朝鲜这些现代极权主义国家。
如果中国是一个极权独裁、贪污腐化盛行而又无人权可言的国家，那不仅仅是美国不希望它强大，就连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不希望它强大。因为，一个极权体制下的中国的强大，不仅会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产生威胁，更会给本国的人民带来灾难。强大的前苏联不正是如此吗？前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动不动就出兵波兰、匈牙利、捷克、阿富汗，并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对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产生了长时间的重大的威胁；对内则极权独裁，实行法西斯统治，使前苏联人民毫无民主、自由可言，人权状况非常糟糕。所以，前苏联的分崩离析、走向坍塌，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正在努力地告别极权的“苏联模式”，在世界进步潮流的牵引下，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美国是在推动而不是在阻碍中国的强大
即使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亦找不到“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的例证。清朝末年，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为中国创办的一系列教育和实业，中国至今还在受益。抗日战争期间，美国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物力、财力，许多美国飞行员更是把自己的尸骨撒在了中国的崇山峻岭。1949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文革”期间，中国经济几乎到达崩溃的边缘，也决不是所谓美国的封锁和遏制所致。没有搞好，只能怪我们自己发动一个又一个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文革”之后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逐步开始走向强大。而1978年底标志着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的签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也决不是历史的巧合。从中美建交二十多年来美国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来看，美国是在不断地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的强大，而并不是在制约和阻碍着中国的强大。
其实，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的办法很简单，这就是“我不带你玩”－－美国不和中国发生任何交道。有人肯定又会认为，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也将为此受到损害。此话不错，但美国利益所受到的损害同中国利益所受到的损害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记。在中美双边关系中，美国固然需要中国，但中国对美国的需要无疑要来得更强烈。美国不仅通过贸易等经济交流推动着中国的强大，而且通过同中国进行政治、文化交流推动着中国的强大。一个国家强大的指标，不只是体现在经济方面，更体现在政治、文化等诸方面。比如，美国就人权问题同中国展开平等对话等政治交流就不断地推动着中国走向文明和强大。
中国应加快民主、自由进程以消除“中国威胁论”
当然，有人可能会把“盛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当成“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的铁证。但“中国威胁论”在西方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西方政治学里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理论，就是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强大，但它信守诺言、按国际规则办事，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对世界形成重大的威胁。看来，产生"中国威胁论"的土壤，有些可能正是我们自己培植的。因而，中国唯有用行动向世人表明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对世界而言，是福音而不是祸害，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而这行动就是不断加快自己的民主、自由进程，按规矩办事，不断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建立起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努力兑现“十六大”向人民所承诺的政治文明。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昔日最强大的对手苏联解体而不复存在。于是，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把中国当成了它最大的假想敌。把中国当成美国最大的假想敌的人，在美国确实存在。但把美国作为中国的假想敌的人，在中国也并不少见。其实，一个爱好民主、自由及和平的中国不可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敌人，美国等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成为中国的敌人。在当今荣损与共、利益交错的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中，愤青们简单地得出“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的结论，不仅是理性的缺失，更是对常识的颠覆。
原载《民主论坛》2003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