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筹备已久的“张大千画展”在香港举行。张大千带着夫人徐雯波去了香港。张大千夫妇在香港迎来１９４９年新年。翌年１月底，内地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他听到古都完好，未受战火破坏，欣喜不已。
相隔不久，全国文联与全国美协相继成立。素来倚重张大千、誉他为“五百年来唯此一人”的徐悲鸿，托人带来他的亲笔信，邀张大千去北平工作。初接徐悲鸿来信，张大千欣喜万分。经深思熟虑，他又踌躇难定，如果一人悄然成行，留在四川庞大的家族及弟子们的安全又令他不能放心。而如果携家带眷而走，显然也走不脱。北行之事就此搁置。
转眼到了９月，张大千曾接受印度方面的邀请去办画展。当年他在敦煌临摹时，就有心愿考察印度阿旃陀壁画与敦煌艺术的异同，有这样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几个月来忙著作准备。临行时，他除了带着自己的作品外，还有中国古代名画，以及敦煌壁画５６件（带走的仅为部分，尚有２００余件留在家中）。离家这天，他神色忧郁地对家属及门徒说：“此次我出外展画，会像往常一样去去就归，只是对你们放心不下，四川的局势不稳呀！”儿子张心智以家中所剩敦煌壁画如何处置动问，他一时默然不语。
出川后，张大千没有直接去印度，在港澳暂留，又应友人之邀，１０月间到台北举行画展，顺便游览台湾秀丽景色。
多年的历史渊源，张大千与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与有识之士都有往来，交情很深。如于右任、张群等。
当时于右任已先到台北，张大千去拜访时，得知局势急转直下，四川也行将撤退。张大千忧心忡忡，深怕四川局势混乱。张大千坦言心事，很想接出眷属，只是插翅难飞。但最终在朋友帮助下，由空军派机送张大千速回成都。
张大千突然回到成都，事属意外，家人惊喜交集。原认为全家都可带走，然因机票发生难题。张大千找了当时还在成都的张群，虽立即安排机位，并交代派官车接送机场，但只有３张机票，同走的是四夫人徐雯波与一个小女儿，其余家属都留在成都。从此直到离世，他终未回到故乡。
张大千飞抵台北后不久就到香港。１９５２年８月，他又从香港移居南美阿根廷。大千先生移居海外的理由是：“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繁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中国画的深奥，西方人极不易了解，而近年来偶有中国画的展览，多嫌浮浅，并不能给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谈不上震惊西方人的观感；另外，中国的历史名迹，书画墨宝，近几十年来流传海外者甚多，我若能因便访求，虽不一定能合浦珠还，至少我也可以看看，以收观摩之效。”（据台北记者谢家孝先生所述）于是，决定举家远迁南美！
张大千居阿根廷期间，在成都的家人，按照他离川时的嘱咐，把放在家中未带走的、当年临摹的１２５件敦煌壁画全部交给四川博物馆保存。
１９５３年，张大千从美国回阿根廷途中，在巴西停留访友。在圣保罗市附近，看到一块地方极像故乡成都平原，正准备出售，巴西又欢迎移民，圣保罗的华侨朋友又多，在朋友劝说下，他买下这块地，决定移居到这里。为纪念故土，他把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四川古时分为巴县、巴东、巴西三郡之意；又将“牟吉”镇音译为“摩诘”。自己园称为“摩诘山园”，纪念我国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字摩诘）。不难看出他怀念故乡之心的深切。园落成之后，张大千全家即迁巴西，一住１７年之久。
在张大千身居巴西怀念故乡的同时，当时大陆处在５０年代初期，文艺界的政治思想斗争接连不断，开始了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序幕。“批判武训传”开其端，接着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继其后，又有“反胡风”。这时虽然还未触及中国画界，但对张大千却有种种恶言恶语的议论和诽谤。但了解张大千为人的几位朋友，根本不信那些荒唐的无稽之谈。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北京画院在京成立。庆祝画院成立，美协副主席叶浅予与谢稚柳、于非、刘力上一起在“恩成居”吃饭。四人中除刘力上是张大千的门人，余三人都是大千的好友。谈起大千在海外，举座为之不欢。饭后，叶浅予建议于非以老友身份写篇《怀念张大千》的文章，后来安排发表在香港由共产党支持的一媒体上。文中谈到他们四人的聚会，谈到座中缺大千的不欢之态，临风怀想，希望他能回来参观。
新成立的北京画院，仅任命几位副院长，于非就是副院长之一，空缺着的院长位置等待张大千来补阙。所以友人们劝他回来。但不久“反右”就开始了，海外为之震惊，张大千由迟疑到最后断了回国的念头。叶浅予曾不无遗憾地说：“并不是张大千不想回来，而是我们的政策多变，政治运动不断，吓得他不敢回来。”有人接着问：“如果张大千当时回来了，结局会怎样？”叶浅予无奈地笑了笑，那就难说了，结局不妙是可以肯定的。即使他能躲过“反右”也躲不过“文革”。
张大千去外国远游，又是２０多年过去了，已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何处是家处处家，其实他是周游世界，他的画展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展出，几乎是一年一个国家。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张大千住巴西“八德园”期间，虽园林宛如故乡山水，但他总觉得是寄身异域，心境不佳。他曾告诉台北报人谢家孝说：“巴西好地方，可惜太寂寞！”流露出海外游子的孤凄情绪。
张大千自１９６９年自巴西移居美国后，７年中频频去台湾、香港，以此稍解故园之念。他曾向友人坦言：“在国外我并不快乐，就像大海里浮动的木块，不知此身系于何处！”台北老友蔡孟坚到美国去看他，他又畅谈心事，说：“我住在美国这几年，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可是一回到台湾，即精神百倍，就没有这里不舒服那里不爽快的害病感觉，有人说我害的是‘思乡病’，我从来不否认！又有人说台湾太热，对我这个怕热不畏寒的人不适合，请问我们中国大陆气候，哪一省夏天不热？多是又湿又闷！我在台北过夏天，热季是较长，可是如今生活水准高，家家有冷气，我也感受不到热有什么威胁。”这番话显然是他想去台湾居住。
“梁园虽好，决非久恋之家。”大陆也一时回不得，终于决定去台湾定居。１９７６年１月下旬，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由美飞抵台北，正式申请移居。台北表示非常欢迎。他亲自选定台北双溪附近，一块曾经的养鹿场建造新居，取名“摩耶精舍”。房屋在建过程中，１９７７年５月１日，张大千就率全家离开美国前往台湾。当日到台北，老友张群等人到机场迎接。甫下飞机，他就对众人说：“我好想家乡哟！回到台北真好！”
１９７８年８月，“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喜迁新居。
１９８２年３月初，一位美籍人士从长江三峡入川访问后，到台北来访问大千，赠送了一份他渴望的珍贵礼物──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手捧泥土，他热泪纷纷而下，并把泥土供奉在先人灵位前。一勺水、一撮土，只要来自故乡，无不牵动张大千的心。８０年代初，张大千已临人生大限。他已过了８０高龄。对故土的思恋之情，常使他老泪纵横，伤心欲碎。大陆也常传来一些老友过世的消息，如１９８２年４月，张伯驹的去世，他伤心不已。
张大千的人生之旅，终于停止在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终年８５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