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在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一些相识的朋友，还有更多不相识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发来电子邮件，给我安慰，并对我说，要珍惜生命，千万不要发生所说的那件事情。这些朋友的安慰使我一家很受感动，在这里我们说一声：谢谢大家。
我是一个医生，我妻子是一个护士，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年，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我们对以后的生活还有各种各样的设想，我们还想在今年春天出去旅游一次，从我俩相识到结婚到现在，我俩还没有出去旅游过。我们还想有个孩子，我们也很希望像所有家庭一样能充满温馨。
做为一个医生，我工作近20年了。以前因为我没有结婚，所工作的医院不分配给我住房。去年我结婚了，可是还是不分配给我住房，说取消福利分房了。一方面取消福利分房，另一方面又不退还给我们几十年来国家截留的、工资中不包含的住房金额。好在几年前，房管局给我家翻修住房时将我家的住房加大，增加了十多平方米，使我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使我得以结婚、成家，使我有了做各种设想的本钱。可是拆迁了，把我对生活的这些设想打碎了。
我家现有住房三间，其中两间是由一间房子隔成的，我们夫妻两人住一间，我妹妹一家住一间，我父母住一间。我们这个大家庭实际居住面积在40平方米（其中十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翻修住房时给增加的面积），加上自己盖的厨房，我们一大家子住房不宽裕，但还能生活。
拆迁了，拆迁公司给我家的拆迁房屋补偿款是26万。26万，在我们生活的北京旧城区，我们即买不到相应大小面积的平房，也买不到相应大小的楼房，这26万连买一个一居室都差的很远。这样的拆迁补偿我们不能接受，拆迁公司也懒得和我接触，而是通过偏袒他们的政府有关部门，给我下裁决（即要求我在2日内搬走），给我下责令决定（即责令我在1日内搬走），否则将强制执行。
2003年4月4日我发表了《为了维护老百姓在拆迁中的利益我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这篇文章后，拆迁公司的拆迁员才来我家，但仍然认为我的要求过高不能答应我们。我的要求是在二环路附近给我家置换三个一居室，我和妻子、妹妹和妹夫、我的父母各一居室。我们已从市中心向外搬了，三间房置换成三个一居，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过分。而且我做为一个工作20年的医生，我妹夫做为一个为国家工作了20多年的上校飞行员，我父亲做为一个为国家工作了一生的老工人，我们这样的要求过分吗？可是等待我们的仍然是强拆，是我们为之工作的政府对我们一家人的强拆。
这样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我一家，而是在拆迁中普遍存在，并且比这还要恶劣。如中国建设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由吴良镛院士主编的《当代北京旧城更新》一书中写到：“由于拆迁是房地产开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为了达到拆迁的目的，一些开发公司（或专门代理拆迁以获得高额利润的拆迁公司）在拆迁中往往不择手段。有的开发商使用与回迁房实际尺寸不符的图纸欺骗居民进行搬迁，有的拆迁公司则乘拆迁户不在家，就去揭瓦片、拆房子，造成即成事实。还有的竟然雇佣社会闲杂人员，采用往拆迁户家里扔石块、倾倒污物，甚至恐吓、殴打等方式，逼迫居民搬迁。”《中国改革报》1998年8月6日有一篇题为《文明城市应当文明建》的文章写到：“1998年初，北京电视台曝光一起在宣武区某危改工地外发生的居民遭民工蓄意殴打事件。该事件尚未听到下文，海淀蓝旗营一带某工地又传出某居民一家遭殴打的消息。6月8日海淀稻香园又发生一起数百民工“群殴”居民的严重事件，几十名居民（包括一些老人）被打伤。7月15日夜间，官园某危改区内不愿搬迁的居民中有三人遭到一些不明身份者的毒打，其中两位受害者卧床一个多月，据居民反映，在此之前，一些不法之徒曾多次在深夜从窗外向不愿搬迁的居民家中倾倒粪便等污物。”
由于拆迁中存在这样事情，很多人经受不住如此大的压力，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为此着急生气，而生病、或病情加重，或因病死亡。我的父母以前并没有大病，尤其是我的父亲一直身体很好，有时喝白酒还能喝半斤。可是，我的母亲，在正式进入拆迁之前2个月，知道我们这里将要拆迁，为此着急，患脑血栓，经抢救脱离了危险，但至今一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由于脑血栓大脑受影响出现痴呆现象，时常说；“我家拆迁了，江泽民给了我家一座楼。”我的父亲在今年1月进入拆迁4个月后，也病倒住入医院，至今仍在住院治疗中。我在医院工作，我时常接触到一些老人就是因为拆迁着急、生气而患病入院的，而且其中一些老人已经因此死亡。
在拆迁中存在如此不正常的现象，可是老百姓还没处申冤。近年来在拆迁中影响很大的“拆迁官司”有：1995年的西城区金融街骆淇椿等114户私房主讼西城区地局与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一案；1995年西城区桃园“老红军”崔军夫妇讼西城区人民政府与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一案；1996年西城区金融街骆淇椿、王毅青等30多户私房主讼西城区人民政府与西城区金融街建设开发公司一案；1998年西城区凤晓年等210户（近1000人）公房居民讼市房地局与西城区华远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案；1998年东城区大格巷80多岁的私房主张婉贞讼东城区房地局与东城区住宅建设公司一案；1999年东城区平安大街张树鑫等124户居民讼市房地局与东城区王府井房地产公司一案；1999年崇文区新世界贾则戊等182户居民讼市房地局与崇文区崇裕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案；1999年崇文区崇外大街刘玲春等173户居民讼市房地局与崇文区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案；1999年宣武区菜市口于乔芬等218户居民讼市房地局与宣武区人民政府一案；1999年崇文区忠实里伊志萍等90户讼崇文区房地局与崇文区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公司一案等等。还有很多很多“拆迁官司”，这里不能一一诉说，而这些“拆迁官司”几乎无一例外都判居民败诉。
老百姓打“拆迁官司”败诉，上访同样也是没有好结果，几天前我曾因西城区政府给我下“责令决定”一事到西城区信访办上访一次，结果是更加生气。打官司败诉，上访没有好结果，那就申请游行吧，可是结果也是如此。3月27日，我们100人申请在4月10日游行，要求在拆迁中给我们老百姓公正的、合理的补偿，要求在拆迁纠纷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4月7日北京公安局给了我们“集会游行示威不许可决定书”，写到：“我局审查认为该项申请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我们不但没有申请下来游行，反而被定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
在我们老百姓受欺压的同时，那些不法的开发商、拆迁商、腐败份子们成了千万富翁、亿万富翁。1999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代表胡亚美向九届全国人大提交《特级举报信》，信中写到：“土地批租中的腐败导致（京城）一千三百多亿人民币流入小金库” 。“仅至一九九九年年初，众房地产开发公司(绝大部份为政府背景或权势人物背景)侵吞的北京市民财产已达952.7亿元人民币(以被拆迁居民的名义做假账再转入小金库等)，另外还有侵吞的国家土地出让金差价434.5亿元人民币!”
面对这一切，我们被拆迁的老百姓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强拆时，我们将和我们自己家共同消失在我们自己点燃得熊熊大火中。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在拆迁问题上少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才能使我们这些善良的老百姓少受一些欺负。但我不希望别人来做这样事情，这样的事前还是由我来做吧！
我们爱惜生命，我爱惜自己的生命，同样也爱惜我妻子的生命，但是为了维护我们自己和其他老百姓在拆迁中的权益，为了更多的老人能健康地生活，不再非正常地死亡，我们甘心献出自己的生命。正是因为以前那些被拆迁老百姓很富有“忍耐精神”，使得给老百姓的拆迁补偿款是一年比一年少，1998年11月5日至2000年5月22日的拆迁政策是每户多算25米的面积，2000年5月22日至2001年11月1日的拆迁政策是面积多算0.7倍，以此来对院子给予变相补偿，可是在2001年11月1日后将这些全部取消。
我们爱惜生命，但我们更爱真理与正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接待家庭，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一些弟兄姊妹都在我们这个房间里一起学习《圣经》，上个礼拜天，我们学习的是《马太福音》第26章第36节至46节“主在客西马尼园祷告”，面临即将被钉上十字架，我主的祷告是“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在这里，我也将我的事情放在我主的手里，求主来安排。也求主内的弟兄姊妹为此来祷告。
徐永海
2003年4月8日星期二
住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59号
邮编：100032
电话：66032530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ＢＰ：1278129329
(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