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许多史学家认为，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每每出现大的农民起义之后，或者农民领袖夺取政权，改朝换代，或者农民起义失败，统治者吸取教训，大赦天下，减轻农民负担，都使到中国的农村休养生息，生产力有一个较大的发展。
即将接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也将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作为其“农村新政”的重要一环，也是他组成温氏内阁后的头“三把火”。
据悉，温家宝认为，目前全国的各项农业税，每年共收入五百亿元人民币左右，即占一万八千九百一十四亿元的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例很低。温家宝认为，即使全部免收农业税，国家和各省财政都可以承受。因此，他将在中央财政预算中，预留不少于三百亿元人民币，进行这项改革。
温氏“农村新政”得到不少学者专家的支持。他们指出，去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二千四百七十六元，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往政府讲农民问题多，实质投入少。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不但不收农民税费，反而补贴农民，中国对农民则“苛税猛于虎”。要使农村经济在短期内突飞猛进，必须吸取中国历史的经验。经济学者萧灼基在政协大会上发言，几乎一字不改地宣读了温氏“农村新政”，而且还要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不但免收农村儿童学费，还要包其他书本杂费等等。
财赤严重补贴吃力 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减税原意是好，但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国情，否则到头来还是画饼，始终也脱不出温家宝所引用的“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将“积累莫返之害”来概括中国封建王朝搞减税变革到头来反又涨得更多的现象。
专家认为，第一，中国还是农民大国，十三亿人中至少八亿是农民，而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不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高，国家补贴尚可胜任，但如今也是沉重负担，中国若走国家补贴农业之路，必是死路一条。
第二，朱镕基政府已经积累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去年朱内阁最后一年的编列赤字预算三千多亿元人民币，温内阁第一年编列的赤字预算比其还多一百多亿元。如果温内阁还要将大量的资源投放于穷乡僻壤，不能即时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地方，是否合算？
第三，如果免收各项农业税五百亿元，同时又要拿三百亿元甚至更多的资金去养活农村官员，一减一加，中央和各省财政至少增加一千多亿元，在政府庞大赤字下是否还有这个能力，值得怀疑。
第四，目前中国的乡镇等农村政权，其实是靠农业税费维持，本来已经捉襟见肘。许许多多农村的腐败现象产生，就是因为基层官员基本收入不保证，只好去吃大户，“家家都有丈母娘”，如果一下子免税，他们多少要喝西北风。事实上，如果免收农业税，能够养活农村官员的只有沿海富裕大省，内陆省份全部要吃中央财政。
温氏“农村新政”也提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必须精简农村政权机构，减人减官。有些激进的甚至主张，完全撤销农村乡镇两级政权。如果真是那样，恐怕那又是一个动乱之源。
农村出路在工业化 北京官方不久前作了一个调查，指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最多只能达到县，其他早就失控了。由此观之，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主张与温内阁可能不同，他们是要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其实，从毛泽东、刘少奇的“四清运动”，到邓小平的农村整党，农村政权问题一直是中共的心腹大患。
事实上，中国的农村出路在于工业化，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耐心，中央政府不可能将所有包袱都往身上揽。而农村乡镇政权建设，只有民主化这一条路，相信农民自己管自己，自己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