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物质生活改善，科技日益进步之际，全球的贫富差距却不断扩大，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分野更为明显。根据两千零一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它们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 已发展国家：泛指那些“北方”国家，我们也称它为“第一世界”，包括日本、美国、西欧各国、澳洲、纽西兰和以色列等。这些国家主要是人均国民收入高的地区，每年超过九千两百六十六美元。
· 发展中国家：泛指低度至中等入息的国家，也即指较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南方”国家，中等入息的地区的人均国民收入约七百五十六至九千两百六十五美元，而低收入地区的人均收入在七百五十五美元之下。
· 现实发展中国家共有一百一十二个，主要分布于南亚、东亚、南美、非洲等地，当中又有四十九个被界定为最低度发展国家，主要位于次非洲撒哈拉地区和南亚区。而世界银行依人均国民收入，把世界划分成三类经济收入区域：
·低经济收入地区：七百五十五美元或以下。
·中等经济收入地区、较低中等经济收入地区、较高中等经济收入地区：七百五十六元至两千九百九十五美元、两千九百九十六元至九千六百二十五美元。
·高经济收入地区：九千两百六十六美元或以上。
中国大陆农村问题严重
最近大陆农村所得严重偏低，已成为朱eF基最头痛的问题。在“入世”之后，问题只会更加恶化。关键在于农民太多，土地相对过少，因而缺乏效率和竞争力。两千年农村所得仅成长了百分之二点一，每人两百七十二美元，但城市人均所得已达七百六十三美元。政府与学界提供了许多效率提升方案，包括更好的植物品种、市场资讯以及政府补贴的畜牧业与信贷计画等。不过经费来源大多仍无着落。
据估计，大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达两亿。曾任中共发言人的袁木最近在农业部的一篇文章指出“入世”后作物的进口将再使两千万农工失业。
由于就业成长相对缓慢，加上城市的户口制度，使得农民不易移往都市谋生，另外华北与东北的大片土地已面临生态灾难；华南与西南的多山土地也已无开垦价值。东北的可耕地虽然相对较为广阔，但每年仅可一获，而且极度缺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大陆农民生活仍在贫穷线边缘。
中国大陆的贫富悬殊
中国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收入的调查证实，中国居民个人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北京日报警告说，贫富悬殊已经开始出现。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对全中国城镇十五万户居民展开调查，调查发现，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高收入组别和贫困组别在城镇中逐步形成。
报导指出：两成高收入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四成多，每户人均收入达到人民币九百九十二元；但是有两成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点五，每户人均收入只有人民币一百二十四元。
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每户人均收入对比达八比一。报道说，高收入组别的人数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家庭每年总收入一般在二十万元以上。但是最贫穷的一成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二。
贫富悬殊是最大隐忧
世界经济论坛亚洲事务主任黎克特博士曾经指出：当上海、北京、广东和其他东部大城市的每年人均所得达到三千美元或以上的水平时，大约六亿农民的每人年平均所得却少于九百美元，这种所得差距悬殊的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很可能会带来社会的不安。他说，收入的巨大鸿沟肯定是一大问题，尤其是大陆西部地区，而北部和南部地区也存在着这些问题。即使西部的主要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项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最终很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安。
黎克特博士的一本书，名为“中国：一个可转型的新纪元”中，提出大陆可能出现两种极端的趋势。
一、大陆的银行坏帐恶化、国有企业分崩离析，这将社会带来动荡不安，使投资者四散而逃，这是最坏的一面。
二则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朝乐观的领域前进，使它能够累积足够的资源来改进国有企业、金融业和农业，而消费需求和私人企业更有机会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学者说大陆贫富悬殊扩大需大批有良心父母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认为：大陆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贫富悬殊等社会矛盾现象，不仅需要有效措施来缓解，更需要大批有素质、有道德良心的行政官员来执行大陆的各种改革政策。
王赓武表示：大陆过去太过依赖农业，忽略了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国家经济停滞不前，最近二十年迅速现代化和改革经济后，导致经济起飞，但也出现社会贫富悬殊等问题。 他针对中共总理朱eF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谈话表示：“这代价是不得不付出的。但是，不能忽略农民收入太低的问题”。事实上，大陆政府这几年来已经在设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总之，政策是对的，但执行上有困难。王赓武认为，单靠施行税改等措施来缓解农民的负担是不足够的，大陆还需要加紧训练大批高素质的官员来提升民事服务与行政效率，需要专业人士和对人民有道德、有爱心的高素质官员，把法律搞好、行政搞好。
加入世贸使问题更严峻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梁祖彬博士曾经发表论文表示：中国的收入差距、贫困及失业问题，可以说是由市场经济改革而引发起。虽然政府亦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了解到这些社会问题可以引起社会不满及不稳，并开展了一系列的救助工作，他认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不单不会改善，反而中国在不久将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这些问题会变得更严峻。在农业方面，面对进口粮食的竞争，本地农产品价格不可以提高，更影响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在工业方面，不少国营企业面对进口货的更大竞争及政府减少扶持与优惠，会面对破产的危机，或需要大量裁员。国营企业的成功改革是需要付出很大的社会代价，而整个经济制度的转型，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转移－从农业及工业转向服务行业，由国营企业为主导转向一个多元化的经济体系。与不少西方国家一样，中国需要面对这些社会问题的冲击，而更需要发展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