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签名信不仅为刘荻的命运呼吁，也对其他相关人士的类似遭遇表示关注。使人不安的是，在中国总是“有关部门”比“两会代表”对这类活动反应更为迅速：公开信发起人之一杜导斌先生似乎因此受到了“打扰”，至今人们并不清楚他是否平安。中国良知的处境的是这样的，关心个体命运的个体不仅得不到鼓励，反而要遭遇新的迫害，这可以解释整个民族精神日益溃败的深层根源，也可以管窥个体悲剧反复上演的政治秘密。
尽管关注个案的权利运动面临各种困难，但我仍然确信一个新的方向正在形成－－个体权利正在取代体制改革成为自由思想的话语中心。我最近写了几篇文章呼吁告别“改革”时代，重置政治自由的话语中心，意在说明，用“刘荻”取代“温家保”是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真正回归。我并不否认对改革家的呼吁的政治意义，也不否认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对社会进步的意义，在一定条件下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是，权利个案更为根本，而且考虑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进展，特别是考虑自由的“谈判基础”，那么就必须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刘荻案这样的个案之上。中国自由主义必须为这样一种“判例法”的前景而努力：通过对某一人权案件的坚持不懈的关注而寻求一个经验性的司法开端。如果说，“改革只能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超越“改革”，或者说“同时”开辟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主要不是街头的，而是诉讼性的。从宫廷、广场到法院、律师楼的中心置换，就是从体制改革到权利个案的中心置换。
中国政治自由话语中心的转换对思想提出了更高的价值预期：首先，它需要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能从“改革派”或改革派的支持者这个身份转变过来，或者部分地表示权利个案的关注和支持。其次，它要求关注权利个案的知识分子必须坚持“一个也不放过”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没有人应该被忽略。否则相关的签名等运动往往会蒙上某种机会主义色彩。当然，完全做到“一个也不放过”是困难的，但无疑这是一个努力方向。最后，必须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对某一个案必须穷追到底，而不仅仅是“新闻热情”之后就烟消云散了。
在诸上方面，网络自由派人士对刘荻案的关注是可圈可点的，人们有理由对这一事件寄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事实上没有大众和媒体的鼓励和支持，话语中心的重置是无法完成的。
（原载《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