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由邹恒甫任总主编、张定胜编著的《计量经济学》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以下简称“张书“），笔者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特提出如下质疑。
1．从学术性、创新性角度看，张书没有超越现有的《计量经济学》，至多是章节顺序、章节名称上的有限差异。因此，严格来讲，张书不属于科研成果，至多是编辑成果。张书在前言中也说，“本书是一本中级水平的计量经济学教材”。既然是教材，就绝不同于专着。既然是教材，且又是一本并无独特性的教材，如何列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研究成果”的呢？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应该资助教材吗？谁来认定杰出青年呢？谁来监督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使用呢？
2．相比于现行的国内外计量经济学教材，张书的经济色彩很淡，可以说几乎没有，而几乎是一本数学教材。从其目录内容就可看出这一点（其目录略）。
如果再考虑书中所举例子，既没有经济真实性，又没有来源出处，则其书的数学教材特征非常明显。作为对比，读者可参阅国内外比较权威的三部计量经济学读本（张寿等，计量经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4.5；秦宛顺等，经济计量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2；（美国）克莱因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计量学，商务印书馆1983.1），从中自可以看出张书与它们的异同。
3．由总主编邹恒甫所写的该书序言，可以说既缺乏经济学深度，又欠缺中国语言功底，有狂傲之形态，而无狂傲之资本。笔者从中摘录如下：
“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界已逐步接受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依我的偏见，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研究只不过是考察主流经济学框架里的一些特殊的制度约束和扭曲罢了。摆脱这些制度约束和扭曲而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引入或多或少的新约束和扭曲则是许多杰出中国经济学家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尝试。这过河的石头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在这种渐进的演变中，市场化、公司化、股份化等政策措施不断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激起轩然大波，但依当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这些学术上波澜壮阔的景象仿佛是过眼烟云。回首二十多年，我们大有‘也无风雨也无情’之感：咳！当代经济学理论不早就说得请清楚楚了吗？本来我们就应该如此实践。逍遥于中国经济实践之外的理论家尽可玩世不恭、潇洒超然。
如果实践中只能慢步到位，理论上大概可以快步到位吧。说得好轻松！事态的发展似乎故意要与人开玩笑：二十年来当代主流经济学之引入中国本科生和研究生课堂的过程可谓蜗牛爬行。二十年前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概述仍是今日中国第一流大学的教材。虽然翻译、介绍、引进风起云涌，但国际上标准的教材却极少为教授们采用。岂不怪哉！更有甚者，教授们偏偏认为那些流行的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生教材是空洞的理论、无用的数学模型和游戏、缺少实用价值。真是振振有词，掷地有声，大言不惭。
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如何使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当代主流经济学接轨便成了许多人的梦想。既然有梦，就少不了幽灵。偶尔这些幽灵居然在中国大地上找到了栖息之所。而其中之一的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现已改为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在1994年9月无声无息地诞生了。五年多来，最值得庆幸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中心学习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教材，阅读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论文，并或多或少地吸收掌握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学术成果。”
“现代经济学前沿的创新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思想，二是技巧。发现新的经济思想对我们芸芸众生来说也许是可望而不可及，而掌握并运用现有的数学技巧于经济学则是可望又可及的。我深感我们这一代中国经济学研究者的缺陷，并期盼着在大学里学习的青年中产生出一批为理论而献身的学术大师。说到底，生命是有限的，理论之树常青。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瓦尔拉斯、凯恩斯的生命都已逝去，惟独他们的理论还在今生（甚至来世）徘徊。”
针对此论，笔者质疑：当代主流经济学是什么？什么是学术上波澜壮阔的景象仿佛是过眼烟云？市场化是过眼烟云？当代经济学理论把什么说得清清楚楚？哪一个中国的理论家逍遥了？国际上有标准的教材吗？谁的标准？20年前的书就一定过时吗？谁大言不惭？什么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经济学教材？什么是思想创新？何时经济学创新归为思想与技巧？经济学的技巧是什么意义？理论之树常青是什么意义？笔者只知道，生活或实践之树常青，而理论常常是灰色的！生命是有限的与理论之树常青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什么叫理论还在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