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们的买卖是不被允许的，他们见到城管时须用最快的速度逃跑，如果不幸被堵截，其结果就是：城管们会请这个农民自己将他亲手、或许是全家人亲手制作的灯笼踩烂......而这些灯笼曾被寄予多少希望？它们可能是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娃娃的新衣和学费、一年的肥皂和火柴......然而，他却要在监督之下亲自将这些凝结的汗水和希望一一踩烂，他可以反抗吗？不能，他所能做的只是一脚一脚地朝着这些凝结着汗水的希望踩下去......
镜头二：从公司回住处要过一处人行隧道，这里距离深圳布吉农产品批发市场很近，每天上下班时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批量的蔬菜交易点，离这个隧道50米的地方则是一个自行车交易点，车很便宜，50块钱一辆，100%的赃车。后来曾经在凌晨的两点经过那条隧道，那儿竟然很热闹！原来那些菜贩在凌晨两点就开始准备当天的生意了：从批发市场把批发商扔掉的不大新鲜的菜运到隧道周围的路灯下，赶在天亮之前把里边还能吃的菜挑出来。原来这是纯粹的无本生意，我明白了这里的菜难看但便宜的原因。毋庸置疑，他们的存在使隧道附近变得非常肮脏，上下班时的交通也受到影响，他们是深圳城管当然的严打对象。
1999年高交会前，一次下班正走到隧道中间，突然前方一阵大乱，菜贩纷纷推着他们的平板车朝我这边冲来，我明白这又是城管在扫荡了，为防止被这些慌不择路的菜贩撞到，我忙往旁边让--另外：我也希望他们能成功地逃走。可是与平常不同的是，这次还有警方参与，菜贩们被两面包抄了。大多蔬菜贩看到这种情形明白不是闹着玩，很聪明地抛下平板车逃之夭夭了，但有一个小伙子或许是太紧张了吧，硬是想推着车逃掉，我骑车跟在他后边出了隧道，他随即被一个显然没有他强壮的城管抓住，然后在一分钟之内，他被叫着"跑！跑！看你往哪儿跑？！"的城管打得满脸是血倒在路边，而那个城管还在继续地用军靴不断地朝他身上踢着。十分滑稽而讽刺的是：那些二三十米开外的贩卖赃车的人此时却是安然无恙的围观者。
镜头三：镜头二中的菜贩通常将菜卖给对原料质量要求不那么高的小吃店，尤其是附近工业区内以经营快餐为主的小吃店，在我所住的居民区，还存在另一种菜贩，我称他们为游击队，他们以低于自由市场一半甚至更多的价格兜售质量可能更好的蔬菜，而且态度友善。我是看着这支"卖菜游击队"成长起来的，刚到深圳时，我所居住的居民区还没有这样的菜贩，他们从无到有，发展到一百来人，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
我估计他们所能赚到的钱每天最多二三十块--一斤菜赚几毛钱，一天卖掉几十斤菜就是大丰收；他们以我们无法想象的低成本使自己活着--一碟素炒豆芽，可以是两个成年男子一餐的全部菜肴；除了刮台风的日子，他们是全天候的，风吹日晒雨淋是再正常不过的家常便饭。然而他们的小本生意并不能做得很安生，不到半平米的地摊随时有可能被保安或者冷不防从身后店铺里窜出来的老板掀到马路上，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最快的速度从轮胎下抢救那些只值十几块钱的货物，但这仍然算不得什么，最令人心寒的是这些：一个玉米摊被掀翻了，一根飞出的玉米碰到了一个路过的妇人，她捡起就走，当菜贩索要时，那女人说：你的玉米打到了我，算赔偿！说罢便扬长而去，满脸占到便宜的得意洋洋。
一个中年汉子的两箩水果被保安踢翻之后，周围那些看上去普普通的路人在一瞬间俨然变成了非洲草原上发现了死尸的兀鹫与鬣狗，四处滚动的水果被一抢而光，那汉子看看乱乱哄哄的人群，再看看身边的保安，那是怎样的一种无奈？！但毕竟，希望还是有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也抢到两个水果，然而他没有像其他成年人那样跑掉，而是将它们还给了那个中年农民，汉子拉住少年，要把水果送他，那孩子笑着摆手，然后笑着跑开，汉子犹自站在大街上泪流满面......
镜头四：渐渐地，保安们对付菜贩的手段开始升级，他们不再满足于将地摊掀翻了事，而是将整个地摊拎起来，然后在水泥电线杆上摔打。如果菜贩胆敢反抗--目前，这只是及其个别的情形--便会招致老拳的伺候。
一个用水桶装豆腐来卖的菜贩被逮到了，两桶豆腐被泼到马路上，当那菜贩索要塑料桶时，保安便抡起水桶砸向他的头，随着一声闷响，一只桶完了，菜贩则捂着头倒在地上。而那些卖报纸、熟肉和烧烤的车摊一旦被"相中"，一样难逃被掀翻的厄运，我想我们对这种镜头都不会感到陌生，现实生活中，我每天都要欣赏这活生生的暴力画面以及无助的城市边缘人的镜头。
前文提到的所有生意，在暴力之后，无一例外地继续着他们的存在：人行隧道在该拥堵时依然拥堵，该肮脏时依然肮脏；居民区的菜贩们无非在交易时添上十二分的小心，保安来了，四散奔逃，保安一撤，重新聚拢--猫鼠游戏而已，只是这猫鼠游戏玩得并不有趣。
我们不难猜测这些被驱赶、被欺侮的人们的身世，他们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劳动到城市换口饭吃的，不要埋怨他们一定要往这拥挤的城市里来，在他们的家乡，他们为各种税赋和孩子的学费求助无门。然而他们却不被城市所接受，我找来找去，所能找到的将暴力加诸其身的理由只能是因为他们不缴税，他们使城市变得脏乱。
但是不论怎样，他们有权活着，而且比那些无时不刻存在于在我们身边的衣着光鲜的不劳而获者有更多应该活着的理由--因为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是天经地义的。
或许会有人说，城市给这些进城的农民提供了交易的场所，他们应当去的是那些地方，说得不错，但是他们往往穷到根本缴不起在自由市场立租一个摊位的第一笔押金--我想谁都不喜欢像狗一样被人驱逐的感觉，如果他们有可能得到安安稳稳地做买卖的机会，他们会拒绝吗？
如果自由市场的摊位租金不那么高，或许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租金低，则跨进自由市场的门槛就比较容易；跨进门槛容易，自由市场内的菜价就不会与外边游击队的菜价有一半以上的悬殊差价--可是为什么要受那么高的租呢？有一次我在市场里买了半条不到一斤的鱼，到公平秤上一秤，发现足足少了二两，便折回去理论，结果那泼妇想以其大嗓门取胜，于是我找到市场管理办公室--发现里边坐着六个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大约是聊天，副业则是喝茶和看报。而这个市场所有摊位的总和不足一百个--这六个人都是不折不扣的不劳而获者--因为他们要么根本不搭理我，要么干脆告诉我：这事我们不管，你自己去解决。是啊，他们的工资或许正从这些短斤少量上来，他们怎么可能会管这码子事儿？有了这群不劳而获者，降低租金只能是空谈--小到一个市场是如此，大到一个国家亦是同样道理。
电影《侏罗纪公园》里信奉不确定论的数学家说过一句经典台词：生命是奔放的，它们总能找到出路。是的，总能找到出路，那幻想中的恐龙如此，对这些在城市各个角落忍辱偷生的卑微者也是一样，他们总能找到出路--与生的欲望相比，任何的暴力都是孱弱的。
有些事情即使发生在昨天，可能也会如过眼云烟。然而有些事情过去经年，却竟牢牢占据着自己大脑的一隅。这恐怕还不仅是我一个人的单独体验吧。那一年的春节前夕为着返家团聚，与妻子随着拥塞不堪的人流摩肩接踵地步入了广州火车站候车大厅。大概距上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吧，我们分别提着不算拥肿的行李准备随便找一个座位歇息片刻，于是在满地横七竖八睡着的、躺着的人堆之中寻觅。
忽然，一双皱皱巴巴的、瘦骨嶙峋的男人手掌直直地伸到我俩的眼前，我俩本能地往后挪了一下。"行行好，老板！请赏几个零钞吧。"老汉走近来冲我俩一叠连声地说道。"可怜可怜吧！"一边说一边还深深地把头埋得低低的。"不要给！"我压低嗓门告诉妻子道。因为以前在各种报章上看到的有关叫丐帮一族如何玩弄欺骗公众善良的丑恶勾当此刻就在我的心里发生了强烈的效应。
稍倾，老汉见良久都无动静就驻着拐杖转过身去一腐一拐地走开。忽然，妻子好像发现了什么指着不远处的老汉背影对我说："你看，他的一条腿是打了钢钉的呀！这是真正的乞丐啊！"我顺着妻的指向看去，的确从褴褛成步条状的裤腿间隙看到了闪着不锈钢光泽的金属板。也许那是一次工伤事故或交通意外造成的不幸后果。一种莫可名状的同情心自然而然而在心中悄然生长。眼睛几次从那条残腿上移开又迅即聚焦回去。"他是真的（乞丐）呢！"妻子抬眼望了一下我，我明白妻子在征询我的意见。"随便给他点吧。"我示意道。"你等一等！看着行李别走开！"妻子没等我回答就放下手中的行李一阵风似地飞跑着远去，小巧玲珑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我能想象得到她去干什么了。
不一会儿，就看见妻子已拎着大包小盒的食品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哇！买了这么多！"我惊异道。大约有五、六个面包还有几瓶矿泉水、饼干盒等均用透明塑料袋盛着提在手中。"噫，不见了！他人呢？"妻焦急地问道。"应该在那边。"我答道，一边用目光向候车室的一角极速地扫描。"看，在那里！"远处，老汉单薄而佝偻的身影在黑压压的人群中缓缓蠕动着。我赶紧冲过去想把他叫来，老汉的眼神里明显藏着一丝疑惑。这时，妻已赶过来，把手中的物品不有分说地悉数交到他手上："大叔，给您留在路上吃吧。"老汉在接过的同时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两只手明显在微微发颤。我们都无心听他说"谢谢"之类的废话，只是语气郑重地劝告他："您最好不要在这个城市多呆了，没用的。还是回家乡去吧！"我看了看表，离上车还有点时间，就请他赶快说一说他的腿是怎么弄断的。他告诉我们是两年前在大队开山炸石时被炸断的。他是趁农闲时出来想讨点钱再装个假肢以换掉现在这个残旧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掀开破裤角给我们看，是真的，那塑钢上的螺丝钉已经松动得没法拧紧，夹板上也裂开了一条窄窄的口。的确是不能不换了！他一来就直接去找到了广州假肢厂，医生告诉他说换一条最便宜的假肢也要交八百元钱，而他身携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到现在出来已经有差不多两个月了，还是远远讨不够装最一般假肢的费用。只好打消换假肢的念头，到火车站来讨些路费回家。
我看着这条已经有锈迹的假肢，心里很无奈，只能劝说他不要这样呆下去了，这是一座虽然繁华如花园却人情薄如纸的城市，您不要抱有太多的幻想。"走吧，回去吧！您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家等着您哪！"我只能这样重复地说着对他起不了多大帮助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就像我和妻子此时对着眼前这位老汉所不得不面对的生存苦境而感到言语的乏力一样。
如果他是在城市，如果他是企业的工人，至少能得到些许补助，更走运的兴许还有百分之几十的医疗费报销吧。不幸的是，他是一个山区的农民！这就注定了他生来只能做二等甚至三等"公民"。人的命运真是如此不可思议：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连自己的出生地点也能决定一生的命运。这虽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和体制问题，但我却认为这并非是无法改变的现实。
在89年过后不久的一天，我从收音机里面听到一条这样的消息：俄罗斯已经彻底取消了户口制度，这也即意味着俄罗斯国土上的任何一位公民可以自由地迁徙到国内任何一座城市或乡村居住而不必因此遭受制度所带来的歧视。后来又听说俄罗斯接着又取消了"档案"制度。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来到在中国人身上。如果是这样的话，许多居住在世俗眼光中令人羡慕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等地的、因拥有中国特色的绿卡居民也就会在瞬间失去了可以引以为傲的身份资本，从而为人才的平等竞争创设了一个公正的平台。我想这对国家的兴旺发达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害。
我坐在列车上，回想着那个乞丐述说时凄苦的神情，还有驻着拐杖一腐一拐渐渐远去的、佝偻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