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国秘笈的剑诀
原来，舞台上的旧戏服披挂了数十年，已黯淡褪色，百孔千疮，便是把锣鼓敲破，却门可罗雀。戏班子彷徨无计了好一阵，终于在1994年以"银河号事件"及中英之争为契机，祭出"民族主义"之新唱本，在一波又一波的宣传中强化"百年屈辱"的民族共同记忆，凸显今日吾国现代化的成就，因而引起昔日之宿敌之忌恨，竟要丧心病狂地来“围堵”了......听着就教人气血奔涌，如曲中所唱：“你看中原虎豹乱如麻，都窥伺龙楼凤阙帝王家；有谁勤王报主，肯把义旗拿？”
这攘夷尊王的义旗，永远有人争着扛的。在末庄，具有师爷秉赋的人，原就与众不同，不但见过些世面，触角也相当敏锐。他必定晓得末庄的“长凳”在城里叫“条凳”；末庄的油煎大头鱼放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放切细的葱丝。眼见戏班换了戏码，那么，得风气之先的师爷便也要换套行头了，他们先是把辫子盘起来，进而在大襟上佩起了象征“柿油党”的银桃子。转眼之间，便世相丕变了。
爱国也者，本系人人皆有的基本情感，如同衣冠，如同水土，如同每天吐纳的空气。只不过，这不是御赐的制服，不是把你的口鼻套牢的纯氧面罩。“爱国”而“主义”，这支主义旗杆的来路就很可疑了。既然“舆论导向”指引着爱国主义的范畴和爱国主义的内容，那么，吃爱国饭者蜂起，尤是师爷们，除了那枚银桃子，手里也多出把桃木剑，捏个剑诀，口中念念有词，那便是“说不”二字。
二、愤青与师爷的套路
1996年，在中国出版界可以称为"说不"年。打头阵的是5月间推出的《中国可以说不》，果然在书市上"大热卖"，出于生意眼和民族主义情绪大涨潮的多重考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纠集该书作者的原班人马，赶制了续集《中国还是能说不》，其他一些杂牌出版社眼见机不可失，便齐齐来赶这趟浑水，纷纷拉杆子争分夺秒地推出《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岂止说不》.....不一而足。
于是，海外有几位背景各异的人士也见猎心喜，扑通地纵身跃入这股洪流，"急火快炒"出一部《被妖魔化的中国背后》，适时投入书市，从而将"96说不年"推向极致。
其实，《说不》作者群，起初也还不属师爷，顶多是爱国愤青。愤青比起师爷，要质朴单纯得多，虽甚易上虚火，不时口舌生疮，却还不太拈酸做假，若论玩心机，倒真玩不过师爷们。总之，当初《中国可以说不》就是由几位愤青实行"分工包干"制，一气赶写出来的。而《妖魔化》一书正是参照这种"流水线"作业，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炮制出来，它于1996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好赶上"说不年"的尾巴。
只不过，《妖魔化》的运气就没《说不》那么好了，究其因，恐怕就是由教师爷和师爷联手掌勺，便怎么看怎么假。况且，"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中国可以说不》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是自有其市场背景的。至《中国可以说不》的1996年，恰巧一系列事件导致朝野的民族主义狂热互为鼓应，如台海危机、奥运会、钓鱼台争端等等。及至《被妖魔化的中国背后》一书推出，其遭遇却恰好成了"民族主义"落潮的一个标志。
虽说《说不》畅销一时，但该书却遭到国内知识界的冷遇，倒还有些学者撰文论述民族"百年心结"的来龙去脉，及其走向狭隘偏激之后的遗害，立论客观而且清醒。直斥《说不》的，就我所见，只有剧作家魏明伦撰文讥讽这几个少壮愤青，直指其浅薄、荒诞、通篇语病，不值一提云云。然而，语言有病，年轻却不是病，俗语道：“宁欺白须公，莫欺鼻涕虫”，谁人不是从年轻走过来的？隔了几年，我读了《说不》作者之一后来的文字，俨然成了气候。仅这一点，师爷就无法企及，毕竟他们再无提升自我的空间了。
《说不》作者群后来便分道扬镳了，据知有的成了“新左派”，有的成了文化游侠，沦为师爷的，倒没听说。“新左”比起师爷还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负的，虽说“新左”营垒里出了张广天这样的搅笑之徒，但“右派”当中的白鼻子丑角亦多如过江之鲫，这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三、“妖魔化”的古彩戏法
却说当年在海外，《说不》也一度成了话题热点，传媒也纷纷跟进，竞相炒作，甚至有人称之为"青年中国之怒"。至于海外的青年学子，对《说不》生出某种共鸣，不在少数。这种"集体无意识"，在1996年NBC奥运报导抗议风潮、台海危机都凑成了宣泄渠道，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可惜，这股“爱国”浩然正气都给师爷搞砸了。才过不久，《妖魔化》应运而生，不想此书在海外的"票房"奇差，恶评如潮，它所招致的反感足以抵消前一阵《说不》之煽情。一部为"民族主义"推波助澜的"潮尾"之作，反倒落得个给前期的民族狂热与鼓噪解毒消炎的作用，这实为那几位兴冲冲地下海弄潮的师爷笔手所始料不及。
《妖魔化》一书的作者群由大陆留美学人、现任宾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的刘康挑头担纲，辅以新华社驻美主任记者李希光、宾州大学两个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
刘康在《前言》里自述，写此书的念头是去年夏天在大陆时产生的__这正是《说不》出炉，取得颇佳商业效应的时候。鉴于国内读者对西方的隔膜，加上《妖魔化》有美国正牌教授及常年驻美主任记者的"零距离目击"的号召力，在国内书市上还能很卖上一票。然而在海外学人中，这恰恰成了它致命的"罩门"，因为在海外，大家学历都是相近的，所目睹与亲历的生活现实都是一样的，怎能衍生出《妖魔化》如此怪异突兀的观感与结论?在大陆尚可打着幌子蒙骗读者于一时，在西方编排这种卡通故事，却是十足的骇人听闻，哪怕是最爱国的学子兼"赤子"，也是无法卒读的。
四、刀笔师爷的毒舌功
单就刘康本人的文笔而论，已足以令人咋舌不止。先不必说他对西方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攻击要比国内官方舆论喉舌的设言还要苛严与凄厉，单是他对众人都耳闻目睹的世相实情能用这般漫画化的笔触去歪曲，也真是难为他写得出来。其中，他对教育界同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的人身攻击，更惹人侧目，刘康先罗列自己与林在学界的个人恩怨，然后以廉价小说的笔法描述林培瑞被当局强行逐出大陆的情节，进而强调林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必得驱逐他而后快。这段文字致令对林毫无了解的海外学人也无法接受，如果林的言论得罪了中国政府便要被扫地出门，刘康本人写出如此洋洋大观的"恶毒攻击"美国及整个文化制度的书来，美国移民局不但让他自由出入国境，还稳坐终身教授之职，相形之下，另一个政府还需要别人去"妖魔化"吗?
顺便一提，美国学者林培瑞不出三几年又被邀请访华(虽未成行)，倒是为党国立过显赫功业的刘康“斯人独憔悴”，可见当师爷也未必落得了好。
至于李希光，却要胜出一筹，因为他属教师爷，比师爷高出一档。而李希光所撰写的章节，其笔法更为恶俗，对被他点名的"反华分子"进行包括相貌、生理上的人身攻击，这种文章作法，即使在大陆也渐渐少见了，倒是在美国还能薪尽火传，委实教人掩卷叹息。我恰巧在97年年1月号的国内杂志《中国记者》上看到李希光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新闻敏感与政治立场》，他写道:在1996年12月26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请他去座谈，有学生发问:"《华盛顿邮报》不予采用你的一篇批评美国的稿子，你就说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虚伪的，那么，如果美国记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章，被拒绝采用，你又作何解释?"对此，李希光居然如此回答:中国的主要报纸都是共产党办的，历来非常直率和明确地表明自己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可以发表反对党和政府、有碍国家利益的文章。美国的大报纸都是大资产阶级的喉舌，无论它们代表的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它们都没胆量公开表明自己是谁的喉舌。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更表明美国新闻自由的虚伪。
我掩卷哑然，实在无法沿着李的思维路径找到合适的“话语场”。
五、进退有度的独门步法
《妖魔化》此书本身并不值得评点，发人深省的是海外学人群体意识的微妙转变，他们对《妖魔化》的抨击之猛烈，便成了"民族主义"狂热升至沸点之后开始衰竭的一个讯号。这倒要感谢《妖魔化》一书，它揭示了某些标榜爱国的师爷，"无行"到了何等地步，他们不但妖魔化了自己，更妖魔化了中国，从而将这部奇书变成了一帖消解“说不”集体炎症的妙药。
然而，师爷毕竟和教师爷有所不同。教师爷的银桃子并非花钱买来的，一如顶戴花翎，那实为御赐之物，他们在体制内有头有脸，吃的本是皇粮，他们说的话，都是礼部吏部监制的尺子度量过的，他们“说不”说得最宏亮之时，那正是捉摸到了皇上的意旨。如巴尔干危机中官方传媒给中国老百姓阅读和领悟的信息，那般煽情，怎能不撩起国人的“说不”怒火？而一俟气温陡然反复，他们便噤声而后转舵。譬如李大教师爷，本已转行清华大学任教，年来每有尊王攘夷的风潮，此公必披坚执锐，口诛笔伐。911之初他挥斥方遒，不旋踵却掩口失语了。到了神州的爱国烽火台升起了“扒裙泼粪”之狼烟，他竟然出来抨击媒体恶性炒作，并不与爱国心切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其面目甚是可鄙。便要问一句：那本《妖魔化》之说不秘笈可是“良性炒作”？。却说布什造访清华大学，提问的学子固然要千筛万选，连问题本身也先经过审慎斟酌，参与设计“提问”的自是少不了李大教师爷，大家有耳共聆、有目共睹，这些“提问”可还有一星半点“反帝反霸”的棱角？原来如此，李大教师爷到底饱览宦海风云，早已臻达“收放自如”的境界，假若时代主旋律仍是“说不”，他当会豪唱不已；惜乎龙庭之上刚换了唱本，他也就暂且封刀挂剑了。宋词有句：“只有一枝桐叶，不知几多秋声。”当下说不大合唱少了教师爷这个声部，气势顷刻衰微了许多。
六、说不“狮子吼”
然而师爷却不会马上跟进，他们原非体制内之幕僚，间或有个把人吃的是官家饭，也未混出个模样来，顶多小衙役而已。故此，他们和官府并无授受关系，自也不会一条心。他们多不信那个盖着玉玺朱印的思想和主义__这年头还有几个人信？但心理困惑也随之而来，人识得些字，便要在动物般的“生存权”之外寻觅寄托，须得找个神龛来安放心灵的牌位，选哪个方位风水最佳呢？便早有宗祠族长把那角落掸干净了，这就是“民族主义”。
既然师爷辈并无御赐的银桃子，在道上行走须得“鸡鸣早看天”。眼见“爱国”营垒人多势众，占据了时代高地和主流话语权，口中“说不”，俨然一顶大红罗伞，任谁入列，都可即时获得安全感、神圣感、心灵归属感和道德优势，于是师爷们便如花钱捐监生般的把银桃子戴起来了。如同《阿Q正传》里：“赵司晨脑后空荡荡的走来，看见的人大嚷道：‘豁，革命党来了！’”他们有了这枚银桃子，气就粗了，陡然敢怒敢言，第一要骂的是堂堂大中华的假想敌国；第二要骂的是“卖国”；第三要骂的是爱国不力者__也就是说起“不”字来还有点三心两意、瞻前顾后者。
师爷们对假想敌国说不，那是例行话语，其目的不是为了骂倒对方__因为这不是义和团的念咒时代了__而是为自己长气。总体而言，这第宦畈⑽奘抵室庖宓纳鄙肆Α５
